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切实加强引进版教材图书出版和使用管理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04:39:14 浏览:9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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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切实加强引进版教材图书出版和使用管理的通知
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切实加强引进版教材图书出版和使用管理的通知
教社政〔2004〕8号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发展需要和教学改革的要求，出版社翻译、影印、出版国外的引进版教材、图书逐年增加。这些引进版教材、图书的使用，充实和丰富了图书市场，满足了读者多层次的需求，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促进了教育出版事业的繁荣。但近年来，由于有的出版社在引进工作中缺乏必要的政治敏感性，加之在编辑加工过程中对引进版图书的内容审稿、把关不严，致使在部分引进版教材、图书出版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政治问题，在社会上造成不良的影响。为了加强对引进版教材、图书出版的管理和使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保证教材、图书质量是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一件大事。各主办单位要组织出版单位认真学习党和国家有关出版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规章和有关要求，增强政治敏感性，对引进版教材、图书严格把关。不得因任何原因忽视对图书内容质量的审核、把关。
2．出版社出版引进版教材、图书须认真论证选题，认真审核书稿，认真进行“三审制”。对所有引进版教材、图书都必须进行全面的审读。
3．要建立出版重大事故责任追究制，对违反出版管理规定，出版物内容出现重大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出版单位主要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4．出版社要有领导分工负责引进版教材、图书的质量管理工作，严把进口关和出版关。凡属应进行重大选题备案的教材、图书须按备案程序办理。
5．接到本通知后各出版单位要组织对近两年来影印、翻译、出版的引进版教材、图书进行一次全面审读、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已使用的教材要及时追回。请将审读、检查情况于7月30日以前书面报送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和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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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行政指导是现代行政中一种重要的活动方式。本文以分析行政指导的成因为起点，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论证了行政指导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随后，指出虽然因同传统依法行政原则存在冲突而危及其合法性，但是由于行政指导具有弥补法律不足、制衡行政裁量、激发互动合作之功效，与现代实质法治相契合而得以重获合法性。
关键词：行政指导；依法行政；适法性
行政指导是指行政主体为谋求当事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以实现一定行政目的而实施的指导、辅导、劝告、建议以及其他不具有强制力的行为。作为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日趋专业化、复杂化的背景下作出的一种创新，行政指导广泛运用于行政实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依法行政背景下实施行政指导的现实原因
1. 行政指导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市场经济是迄今最富活力的一种经济运行载体，它通过利益导向机制高效地对资源进行基础性配置。但是在强烈的利益驱动之下，市场主体往往会产生为了增加自身利益而不惜损害社会利益的倾向——“反社会倾向”。抑制“反社会倾向”的最恰当的方式是在其损害行为尚处于萌芽状态之时加以积极引导。相比之下，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更能够发挥作用：强制性行为只是廓清法律的界限，而通过行政指导可以清楚地表达法律的旨意和行政的目的，使相对人理解法律的期待和偏好，对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起到“救人于未倒、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纳行政指导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并且广泛使用。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长期计划经济转型后的结果，具有自身的特色政府在计划经济时期以全知全能的形象出现，实践中主管部门包办代替，直接干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行政权过度干预经济生活的结果是扼杀了相对人的积极性和经济的活力。“在市场取向改革的进程中，转变政府职能、完善调控方式，将单一地运用行政权力手段进行管理转变为综合运用经济、法律以及适当的行政手段进行管理，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行政主体在遵循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摒弃“指令行政”而构建“指导行政”，将能够充分发挥其在知识、信息方面的优越性，有效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保护公民在经济领域日益增多的自由权和平等权。
2.行政指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可靠保证
二战后的民主化潮流催生了民主行政的发展趋势，这就要求在行政要素和行政过程中应当充分反映相对人的意见。行政指导在相对人自愿与协作之下发生作用，相对人可以根据自身利益理性地做出选择，因此行政指导的结果更容易为相对人所接受。这种民主而高效的制度安排为相对人提供了民主参与行政过程的便利渠道，更符合人本主义理念,切合行政管理实际,有助于重塑政府与公民的新型关系 。同时，行政指导也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要求。中国一直存在行政主体是最能够了解社会公共利益所在的认识，由行政主体为相对人设计行为方式并要求其遵守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佳方式。国务院2004年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指出，当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适应，依法行政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提出“创新管理方式，……充分发挥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方式的作用”。“在现代给付国家里，国民已不是行政的客体，而是行政的共同创造者” ，这就要求在行政活动中更加重视相对人的意志和作用。在相对人能够自主决定的领域，行政主体以行政指导的方式向相对人提供必要的信息并给予提示，尊重相对人的选择权利，而不是将自身的意志强加给相对人。这种“柔性行政”的广泛运用有助于实现建设有限政府的目标。
3.行政指导是传承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必然选择
一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其本土资源。中国历史上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以儒家法律思想为主体的法律文化传统，并且经过长期的实践而已经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法律文化心理。中国有“礼”的传统，倾向用柔性手段代替强制手段。《论语》中有“礼之用，和为贵”；勒内•达维德亦从比较的视角指出，“许多世纪以来，在中国，人们力求实现和保持的是儒家学说所宣扬的社会类型……当权者应防止专断；权力的运用要符合礼，并应受道义的约束而变得比较温和。道义要求在下命令之前先进行解释，在判决之前先进行仲裁，在惩罚之前先予以警告” 。行政指导正是在现代条件下对这种思想的新诠释：行政指导注重法律精神而不拘泥于法律形式，谋求相对人的同意与协作以达到彼此和谐。此外，中国社会中存在着对于行政主体及其官员的唯上意识和尊重意识，而行政指导与这种意识不谋而合。“道德和习惯往往使人们更自觉地遵守一些符合民族文化传统的规则” 。在同样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行政指导也被广泛运用于调整社会经济生活，日本更是在世界上成为了成功运用行政指导的典范。可以说，儒家思想是行政指导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易于推行的重要的文化原因。我国优秀的法律文化传统对当下的行政法制建设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而符合这一文化传统的行政指导也必将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由于具有适用广泛、运用灵活、方式多样的特点，行政指导被积极运用于我国现阶段行政管理的诸多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但是，在行政指导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行政指导保障措施变成强制行为、行政指导变成行政指令等现象，这与行政指导制度的法律约束程度低不无关系。行政指导的异化现象导致了“依指导行政代替依法行政”，“行政指导冲击依法行政原理”的挑战，中国的行政指导面临严峻的合法性危机。
二、行政指导的适法性分析
“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实践中行政指导乱象丛生的现状使相对人对其合法性产生质疑，影响了行政指导实效的发挥。行政指导的合法性危机呼唤着行政法学的解救，因而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行政指导的适法性进行探究。
1.行政指导与传统依法行政原则的紧张关系
依法行政原则是行政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必须有法律授权并且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德国行政法的鼻祖奥托•迈耶依权力分立原则而首次揭示了依法行政原则及其构成：一者谓“法律之规范创造力”，法律对行政权的运行能够产生绝对、有效的拘束效力；二者谓“法律优先”，任何行政活动都不得与现行法律相抵触；三者谓“法律保留”，凡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等事项的方面，行政主体只有在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才能实施相应的管理活动。传统依法行政原则的实质是依法律而行政，强调行政活动必须严格根据实证法律的规定，由法律将行政限于无以复加的最小限度。这种注重形式主义的做法是早期资产阶级限制封建势力的产物，却为法律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活力，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成为近现代行政法的核心。
行政指导与作为传统依法行政原则之首要原则的法律保留原则存在明显冲突。法律保留原则划定了立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一切行政活动都必须法律依据，“无法律即无行政”。它的调整范围最早限于干预行政，行政主体可以为公共利益之需要对个人利益加以侵害，但是此种侵害须以征得民意机关的同意——法律授权——为必要；之后法律保留原则拓展到给付行政领域，行政主体为相对人提供物质帮助或者其他服务时亦须得到法律授权并在法定范围内方能作出。但是，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柔软灵活的行政活动方式，经常是为了弥补“法律空域”而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做出的，此时行政主体就享有了没有法律明确授权的裁量权。现代行政复杂多变，考验着行政主体的应对能力。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行政主体基于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之考量，在采取法律规定的强制手段尚不必要时大量运用行政指导等“弱行为前置”的方式进行调整的变通做法，亦与现有法律存在紧张关系。行政指导与传统的依法行政原则之间形成了巨大张力，传统的依法行政原则难以合理解释行政指导这种新型行政活动。
2.依法行政原则的发展与行政指导的合法化理由
随着法治由形式法治过渡到实质法治，法律不仅要合乎形式要件,更要合乎实质内容,即法治应追求实现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目标。“法”的外延也从法律扩展到一般法律原则和法理。这就要求行政活动既要符合形式法治，也要符合实质上法治。在此背景下，行政主体的委任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运行方式方兴未艾，行政裁量权不断膨胀，这也为行政指导的合法化带来了契机。
首先，行政指导是在实质法治的基础上对法律不足的弥补。法律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制定法难以满足迅速变化发展的社会现实的客观需求。同时，立法也存在“成本——收益”问题，当社会中的法律超过一定数量（边际收益为零）时，继续立法将导致“规模不经济”，此时就应当采用其他社会规范加以调整。“如果法律的制定者对那些促成非正式合作的社会条件缺乏眼力，他们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而秩序更少的世界。” 法律的缺陷导致“法律空域”的大量存在，但是行政主体绝不能以“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为由而拒绝采取行动；尤其是在给付行政中，如果行政主体恪守“无法律即无行政”将会有损于私人利益和社会福祉。法律保留原则的初衷仅在于限制行政权对公民权利的不法侵害，而给付行政将会为相对人带来利益。只要这种利益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即使缺少行政行为法的具体规定，行政主体在不违反一般法律原则的情况下就可以为相对人的利益而采用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等方式，这亦是服务型政府的要旨所在。即使在有制定法规范的情况下，行政指导也是有益补充。由于行政处罚等仅具有单方意思表示的行政行为难于被相对人遵守，所以，行政主体在作出这些行政行为之前首先实施行政指导，有利于取得相对人的理解，从而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行政目标，克服行政中的“法律软地”。在这个意义上，行政主体不再是单纯的法律执行者：通过行政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法律的内涵得以丰富，法律的精神得以诠释。
其次，行政指导是以参与理性修正行政裁量权的努力。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曾提出了“专家知识模式”的假设为行政裁量权提供合法性支撑：“公共行政有着客观的基础”，行政目标“借助于来自专门经验的知识而予以实现”；行政主体的角色类似于“有着明确目标的经理或规划人员”，所以“行政官员更多地只是享有表面上的自由裁量权，而非真正的自由裁量权” 。但是，经历了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人们认识到社会行为的后果是复杂而难以预测的，而人的知识和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行政主体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一种制度的合理性与主体之间的交往成正比，参与主体越多、交往越频繁，制度的合理性就越强。因此，只有采用开放、合作的行政调控手段作才能够有效降低“政府失灵”的危害。过多的强制手段不仅扼杀了相对人理性发展的机会，也滋生了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盲从和依赖，无法起到监督行政活动的作用。行政指导是对“专家知识模式”的一种修正：它以多元理性代替单一理性，“取消了对行政主体全知全能的假设，同时给相对方的理性发展提供充分的自由空间，最大限度的包容社会的创新力量” 。行政指导假设行政主体和相对人都仅具有有限理性，因而其内嵌的协商和妥协机制允许相对人在作出决定之前对行政主体提供的信息和意见进行再次考量，使得在公权力建议下完成的行政指导具有了更多的理性。
最后，行政指导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人达成共识的结果。“真理，尤其是在非经验科学中的规范、法律的正确性，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发现，或取决于大家有根据的同意。” 行政指导的运作过程就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利用各自所拥有的信息等资源进行求同存异的“非零和博弈”的过程。 在博弈的过程中，指导方与受指导方之间是一种 “提供参考信号——任意选择反应”的关系：行政主体提供利益诱导、精神引导等而不使用行政权约束相对人，寻求协商的方式取得相对人的合作，相对人作为自身利益的最好裁判者自主决定是否接受、配合指导行为；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主体的意志和代表私人利益的相对人的意志汇聚一处，当行政主体和相对人达成共识时指导行为即达到预期效果。这种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共识赋予行政指导以合法性。行政指导是用“合作的道德”来协调处于对立状态的国家和公民的关系，用“协商参与的习惯”来消弭紧张的冲突，当然也就力图用“互动双赢的结果”来形成一个和谐繁荣的社会。 在一种民主和开放的架构中，行政指导允许相对人怀疑和否定行政主体的指示，以相对人的意志限制行政主体的恣意妄为，以积极而柔和的方式弥补了政府干预不足或者过度的缺陷。
行政指导的产生和发展是政府角色和行政模式之政策选择不断演进的结果。它作为对形式法治的补充和配合，以一种灵活、多样的方式践行了实质法治，顺应了现代行政活动的发展趋势。行政指导不因为实践中法律规定少、法定性差而丧失其合法性。相反，行政指导与现代法治精神息息相通。《宪法》中使用“指导”、“引导”、“鼓励”等词语对行政指导作出规定，以根本法的形式肯定了其合法地位，这就需要尽快将行政指导纳入法治化轨道。
参考文献：
1.莫于川，《我国实施行政指导的原因、现状及法治化对策》[J]，《渝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2.莫于川，《应积极发挥行政指导措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的作用——兼论通过行政管理方式创新提升政府的危机干预能力》[J]，《行政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
执行工作警务化的几点思考
“执行难”一直是困扰人民法院工作的一个突出问题，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执行难”已成为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不满意，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它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而且影响着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影响着人民法院的执法声誉。之所以形成“执行难”，有外部执法环境原因，也有执行立法滞后的原因，但应该看到执行难现状形成的主要因素，乃是法院内部的执行机构内部不利于执行工作因素，改革执行工作体制是解决执行难的重要途径，可以起到事关功倍的效果，去年底召开的全国法院执行工作会议就达成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必须改革的共识，笔者认为，执行工作中的裁决权的强制权应分别由不同主体行驶，强制执行权由执行员行使，执行员由具有司法警察身份并熟悉法律知识的人员的担任，即执行工作警务化。执行工作警务化是改革现行执行工作体制的重大举措，是强化执行工作的有效方法，是解决执行难的良药。现就执行工作警务化的可行性、必要性、现实性及操作性谈谈自己的浅见。
一、执行工作警务化的可行性
执行工作警务化就是执行工作承担者的身份由法官变更为司法警察，将执行人员从法官系列不分离出来，划入司法警察序列，实行准武装性质，半军事化管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变为领导关系，执行工作警务化能增强机动性、武装性和威慑力，同时与执行工作的性质相对应，与执行工作的强度相符合。
1、司法警察是法定的重要执行力量，执行工作警务化具有法律根据。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是人民警察的独立警钟，与其他人民警察一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可以使用武器、警械，可以依法执行拘留等强制措施，这为司法警察承担强制性工作实施强制手段提供了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颁布实施的《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第七条第六、七、八款明确规定，司法警察参与对判决裁定的财产查封、扣押、冻结或没收活动，承担执行死刑任务，完成法律、法规的其他职责。此条例明确规定司法警察负有强制执行的职责。《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规定，执行人员执行公务……，必要时应有司法警察参加。最高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在组织集中执行、专项执行若其他重大执行活动中，可以统一调度、使用下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力量，包括执行人员、司法警察、执行装备。这都说明，司法警察承担执行工作具有法律依据的，也是法律法规赋予法警的一项任务。而司法警察的特殊性决定其在执行工作中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司法警察可以配备公务用枪和器械，在当前执法环境恶劣、暴力抗法时有发生的今天，作为具有准军事性质的掌握“枪杆子”的法警成为执行队伍的生力军，无疑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
2、司法警察承担强制执行权，不仅不会削弱执行中裁判职能，而且能够在执行机构内部建立一个完善的分权制约机制，增强透明度，也增强了效率。
有人认为司法警察承担强制执行权会削弱了执行中的裁判职能。笔者认为，现在执行权高度集中，缺乏透明度和公开性，缺乏必要监督和制约，缺乏有效的执行救济途径和手段。上述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是长期以来在我国民事诉讼关于执行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没有充分考虑到强制执行权的不同属性在执行程序中体制出的两种行为的区别，既单纯的执行行为和执行救济行为之间的区别，两种执行为因其背后执行权的不同具有本质区别的。执行权按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可分为执行裁判权和执行实施权。我们所说执行工作警务化即执行实施权由司法警察承担，但同时并不废除执行庭，现有的执行庭承担执行裁判权，这样分工，就能在执行机构内部建立一个完善的分权制约机制，形成裁判人员与执人员有章可循、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公正与效率并重的新机制。河南省夏邑法院按此模式成立司法警察局，承担强制执行工作，原执行庭变更执行督导庭专司执行工作的裁判重大问题的决定和监督，执行取得显著成效，执行工作步入正轨。
3、司法警察承担执行工作，不仅不会影响司法警察履行其他职责，而且还会起促进作用。
执行工作警务化意味着法警队伍必须扩大，人员必须增加，各级法院也会增加投资加强装备，那么法警队伍现存的一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且由于队内分工不同，会加强竞争，从而促进工作的开展。河南省夏邑成立司法警察局就分为两个执行大队和一个讼事大队，这样既保证服务审判活动的各项职责的履行，同时人员的有序竞争，也促进各项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夏邑法院执行工作警务化后，执行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司法警察队伍建设也得到加强。
二、执行工作警务化的必要性
(一)法官承担执行工作，混淆法官的职能，也缺乏应有的威慑力。
执行难除外界因素外，法院内部一个不容忽视的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执行主体错位，也就是说不管执行机构还是执行人员的设立都有与我国的立法本意相悖的地方，与实际执行工作不相符。
1、法官承担执行工作，混淆了法官的职责。法官是居中裁判的公正、公平的人物，而由于执行和审判不同性质、特点、规律，执行法官的主要职责是让被执行人一方依法履行义务，发现其财产并掌握时机及采取执行措施，处分被执人财产，执行法官显然不是处于中立位置，与审判中的法官截然不同。因此，法官担任执行工作，混淆了法官的职责，会使公众漠视法官的中立性，是审执不分的表现，不利于人民法院业务专门化和管理专门化的形成，不利于法官队伍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也不利于审判质量和执行效率的提高。
2、法官承担执行工作缺乏最基本的威慑力。执行工作是审判后的执法活动，具有鲜明的强制性、倾斜性和迫使服从性，这就要求执行人员应有外在形象并具有威慑力，法官作为执行人员不具有这种外在形象和威慑力，法官是居裁判人物，是公平、公正的象征，也不应有强制性和倾斜性，更不应具有迫使服从性。在实际工作中，法官着西服，是实实在在的“文官”，他缺乏最基本的威慑力，在案件执行中，经常出现被执行人哄闹、冲击执行现场；侮辱、围攻、殴打执行人员等暴力抗法事件，执行工作警务化能有效克服这一现象。
(二)执行工作警务化是强化执行工作的需要
如上所述，法官承担执行工作会遇上暴力抗法，特别是在基层法院，他们面对的被执行人员常是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人。而执行工作警务化就会很大程度上克服这些现象。首先，传统的习惯认为，司法警察是“武官”，我们认为，执行官也应当是“武官”，因为他履行的职务具有强制性，若被执行人抗拒执行，随即就会受到“武官”的制裁，在心里上有一种畏惧感，一些被执行人一见到警察，就较容易打消拒不执行的念头。加之司法警察身着威严的警服，驾驶着警车，配带警械和枪支，威慑力无形中就会在人们的心中产生，这样自然就减少了暴力抗法案件的产生，法律还赋予了司法警察有拘传、拘留等强制措施实施权，增强了司法警察的权威性，司法警察在法院内部实行的“编队管理、双重领导”的运行机制，能很顺畅地形成重拳，有效地抵制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对强化执行工作产生很好的效果。执行工作警务化是“审执分立”的需要，长期以来，由于法官执行员，法官自身裁判的案件常常自身来执行，这与“审执分立”、“审执分离”的精神不符，容易给当事人留以“一人承包到底”的口实，执行工作警务化使审判和执行实现了形式和实质的分离。执行工作户外作业多，并呈现出连续作战性等特点，这就要求执行人员具有较强的体力素质，司法警察具有的教育训练制度无疑会大大提高执行队伍的战斗力，提高执行人员连续作战能力、户外作业能力，从而强化执行工作。广东、河南、山东不少法院的执行人员基本是清一色的穿警服的司法警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实行统一指挥、统一作战，常常能形成重拳，形成合力，对被执行人保持着一种威慑感，据来自这些法院的消息，他们的执行工作已进入有序的良性循之中。
(三)执行工作警务化是法院机构改革的需要。
按照中央11号文件，最高法院要求执行机构的人数为法院控编人数的15%，而司法警察的人数配备最高院要求为法院控编人数的12%，两者合计为27%，现在许多法院由于各种原因都无法达到这个职数，而按照《人民法院五年发展纲要》，人民法院机构和人员要精简、高效、廉洁，最高限度地实现实现公正与效率，如何在精简的情况下，很好地完成执行工作和司法警察的职责呢？执行工作警务化就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两项工作有20%的警力就足以胜任，既简政又精兵。
(四)执行工作警务化是加强法院队伍建设的需要。
近年来，在加强审判队伍建设的同时，法警队伍的建设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加强，但应该看到，由于许多法院把法警的职责限于押解、值庭的枯燥工作之中，各法院普遍存在不重视法警队伍建设，法警本身也存在“次要”、“辅助”思想，从而不安心工作，这极不利于法院队伍的建设，执行工作警务化将充分发挥法警的职能，提高法警的作用，从而推动法院队伍的建设。
三、执行工作警务化的现实性
(一)执行工作警务化符合实际工作需要。
司法警察在现在实际执行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部分省市法院已经由司法警察单独承担执行案件，如河南、山东的部分法院，它们的执行经过努力，已进入一种良性循环之中。据来自河南南阳中院的消息，南阳中院的一些法院的执行工作竞争机制，实行当事人自由选择执行人员的办法，多数申请人都愿意选择法警队执行，一些法院执行庭与法警队实行单双号分案，不少人申请人拉关系、走后门，请院长签批给法警队办。司法警察承担执行工作已积累一定的经验，也为人们所接受，执行工作警务化具有马上实行的现实性，司法警察参与执行能充分向被执行人直观展现强制性、倾斜性，迫使服从性，也更具有威慑力和社会效果。
2、法警队现实行的“编队管理、双重领导”的运行机制，正是执行机构要筑就的机制。
去年底召开的全国法院执行工作会议上就达成要在高级人民法院辖区内建立健全执行工作统一领导和管理机制，要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建立执行工作统一指挥，上下联动的执行网络，要执行形成合力。现在部分省市设立有领导关系的执行机构严格来讲有表面文章之谦，有“换汤不换药”之感。由于现时执行员即法官的特色，根据有关规定，上级法官只有指导下级法官权，何来领导权？另外由于执行主体没有改变，讲有“领导关系”而无相关配套制度。而目前司法警察实行的是“编队管理，双重领导”的运行机制，而此机制正是执行机构要筑就的机制，从这方面来说，执行工作警务化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只要经过相关培训，并适当扩大司法警察队伍，立即就可以投入执行工作。
四、执行工作警务化的机构动作
执行工作警务化的机构可称为司法警察局，内设讼事司法警察，执行司法警察及办公室，讼事司法警察的主要职责，服务各项审判，如提押、看管、送达、强制措施、值庭等。执行司法警察的主要职责，执行各类案件，包括民事案件执行、行政案件执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非诉案件和其他文书的执行。死刑由讼事司法警察和执行司法警察共同承担，办公室负责警用装备和警衔管理，组织教育训练及机关的安全保卫。在原执行机构有审判职称的，不愿继续从事执行工作的，可调整到审判庭工作，符合评授警衔条件的，愿从事司法警察工作的授警衔编队管理。对在法院机构改革中，不适宜干法官工作而适宜干执行工作的分流到司法警察队伍中来，按规定评授警衔，这不但可以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也是对司法警察的警力不足的有效补充。
有人认为司法警察承担执行工作会降低执行工作的执法水平，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首先如上所述，执行工作警务化不会削弱执行工作的裁判职能，因为仍是由法官组成的执行督导庭负责此项工作，司法警察承担的是执行实施权，只要把好司法警察任执行员关，即司法警察要通过严格资格考试关，是完全可以保证执行队伍的执法水平。有人认为执行工作警务化的观点对现行法律突破太大，故不宜采用。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由于执行人员和司法警察在法律规定中的任职资格、职责完全不同，故执行工作不宜警务化。笔者认为，虽然执行人员和司法警察的任职资格、职责有所区别，但我国相关法律关无明确规定执行人员必须由谁来担任。我们认为，只要司法警察具备一定的法律业务知识，通过执行员资格考试，完全可以依据法律任命为执行员，执行工作警务化与法律并无冲突，事实上现在各级法院在任命执行员上存在随意性现象，而如果在省或全国范围内实行执行员资格考试的制度会有效克服这一现象，从而加强执行队伍的正规化建设，确实有效地提高执行队伍的执法水平。
福建漳平市人民法院 刘永强 林凡
关键词：行政指导；依法行政；适法性
行政指导是指行政主体为谋求当事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以实现一定行政目的而实施的指导、辅导、劝告、建议以及其他不具有强制力的行为。作为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日趋专业化、复杂化的背景下作出的一种创新，行政指导广泛运用于行政实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依法行政背景下实施行政指导的现实原因
1. 行政指导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市场经济是迄今最富活力的一种经济运行载体，它通过利益导向机制高效地对资源进行基础性配置。但是在强烈的利益驱动之下，市场主体往往会产生为了增加自身利益而不惜损害社会利益的倾向——“反社会倾向”。抑制“反社会倾向”的最恰当的方式是在其损害行为尚处于萌芽状态之时加以积极引导。相比之下，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更能够发挥作用：强制性行为只是廓清法律的界限，而通过行政指导可以清楚地表达法律的旨意和行政的目的，使相对人理解法律的期待和偏好，对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起到“救人于未倒、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纳行政指导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并且广泛使用。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长期计划经济转型后的结果，具有自身的特色政府在计划经济时期以全知全能的形象出现，实践中主管部门包办代替，直接干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行政权过度干预经济生活的结果是扼杀了相对人的积极性和经济的活力。“在市场取向改革的进程中，转变政府职能、完善调控方式，将单一地运用行政权力手段进行管理转变为综合运用经济、法律以及适当的行政手段进行管理，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行政主体在遵循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摒弃“指令行政”而构建“指导行政”，将能够充分发挥其在知识、信息方面的优越性，有效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保护公民在经济领域日益增多的自由权和平等权。
2.行政指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可靠保证
二战后的民主化潮流催生了民主行政的发展趋势，这就要求在行政要素和行政过程中应当充分反映相对人的意见。行政指导在相对人自愿与协作之下发生作用，相对人可以根据自身利益理性地做出选择，因此行政指导的结果更容易为相对人所接受。这种民主而高效的制度安排为相对人提供了民主参与行政过程的便利渠道，更符合人本主义理念,切合行政管理实际,有助于重塑政府与公民的新型关系 。同时，行政指导也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要求。中国一直存在行政主体是最能够了解社会公共利益所在的认识，由行政主体为相对人设计行为方式并要求其遵守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佳方式。国务院2004年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指出，当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适应，依法行政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提出“创新管理方式，……充分发挥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方式的作用”。“在现代给付国家里，国民已不是行政的客体，而是行政的共同创造者” ，这就要求在行政活动中更加重视相对人的意志和作用。在相对人能够自主决定的领域，行政主体以行政指导的方式向相对人提供必要的信息并给予提示，尊重相对人的选择权利，而不是将自身的意志强加给相对人。这种“柔性行政”的广泛运用有助于实现建设有限政府的目标。
3.行政指导是传承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必然选择
一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其本土资源。中国历史上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以儒家法律思想为主体的法律文化传统，并且经过长期的实践而已经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法律文化心理。中国有“礼”的传统，倾向用柔性手段代替强制手段。《论语》中有“礼之用，和为贵”；勒内•达维德亦从比较的视角指出，“许多世纪以来，在中国，人们力求实现和保持的是儒家学说所宣扬的社会类型……当权者应防止专断；权力的运用要符合礼，并应受道义的约束而变得比较温和。道义要求在下命令之前先进行解释，在判决之前先进行仲裁，在惩罚之前先予以警告” 。行政指导正是在现代条件下对这种思想的新诠释：行政指导注重法律精神而不拘泥于法律形式，谋求相对人的同意与协作以达到彼此和谐。此外，中国社会中存在着对于行政主体及其官员的唯上意识和尊重意识，而行政指导与这种意识不谋而合。“道德和习惯往往使人们更自觉地遵守一些符合民族文化传统的规则” 。在同样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行政指导也被广泛运用于调整社会经济生活，日本更是在世界上成为了成功运用行政指导的典范。可以说，儒家思想是行政指导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易于推行的重要的文化原因。我国优秀的法律文化传统对当下的行政法制建设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而符合这一文化传统的行政指导也必将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由于具有适用广泛、运用灵活、方式多样的特点，行政指导被积极运用于我国现阶段行政管理的诸多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但是，在行政指导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行政指导保障措施变成强制行为、行政指导变成行政指令等现象，这与行政指导制度的法律约束程度低不无关系。行政指导的异化现象导致了“依指导行政代替依法行政”，“行政指导冲击依法行政原理”的挑战，中国的行政指导面临严峻的合法性危机。
二、行政指导的适法性分析
“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实践中行政指导乱象丛生的现状使相对人对其合法性产生质疑，影响了行政指导实效的发挥。行政指导的合法性危机呼唤着行政法学的解救，因而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行政指导的适法性进行探究。
1.行政指导与传统依法行政原则的紧张关系
依法行政原则是行政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必须有法律授权并且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德国行政法的鼻祖奥托•迈耶依权力分立原则而首次揭示了依法行政原则及其构成：一者谓“法律之规范创造力”，法律对行政权的运行能够产生绝对、有效的拘束效力；二者谓“法律优先”，任何行政活动都不得与现行法律相抵触；三者谓“法律保留”，凡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等事项的方面，行政主体只有在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才能实施相应的管理活动。传统依法行政原则的实质是依法律而行政，强调行政活动必须严格根据实证法律的规定，由法律将行政限于无以复加的最小限度。这种注重形式主义的做法是早期资产阶级限制封建势力的产物，却为法律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活力，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成为近现代行政法的核心。
行政指导与作为传统依法行政原则之首要原则的法律保留原则存在明显冲突。法律保留原则划定了立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一切行政活动都必须法律依据，“无法律即无行政”。它的调整范围最早限于干预行政，行政主体可以为公共利益之需要对个人利益加以侵害，但是此种侵害须以征得民意机关的同意——法律授权——为必要；之后法律保留原则拓展到给付行政领域，行政主体为相对人提供物质帮助或者其他服务时亦须得到法律授权并在法定范围内方能作出。但是，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柔软灵活的行政活动方式，经常是为了弥补“法律空域”而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做出的，此时行政主体就享有了没有法律明确授权的裁量权。现代行政复杂多变，考验着行政主体的应对能力。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行政主体基于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之考量，在采取法律规定的强制手段尚不必要时大量运用行政指导等“弱行为前置”的方式进行调整的变通做法，亦与现有法律存在紧张关系。行政指导与传统的依法行政原则之间形成了巨大张力，传统的依法行政原则难以合理解释行政指导这种新型行政活动。
2.依法行政原则的发展与行政指导的合法化理由
随着法治由形式法治过渡到实质法治，法律不仅要合乎形式要件,更要合乎实质内容,即法治应追求实现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目标。“法”的外延也从法律扩展到一般法律原则和法理。这就要求行政活动既要符合形式法治，也要符合实质上法治。在此背景下，行政主体的委任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运行方式方兴未艾，行政裁量权不断膨胀，这也为行政指导的合法化带来了契机。
首先，行政指导是在实质法治的基础上对法律不足的弥补。法律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制定法难以满足迅速变化发展的社会现实的客观需求。同时，立法也存在“成本——收益”问题，当社会中的法律超过一定数量（边际收益为零）时，继续立法将导致“规模不经济”，此时就应当采用其他社会规范加以调整。“如果法律的制定者对那些促成非正式合作的社会条件缺乏眼力，他们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而秩序更少的世界。” 法律的缺陷导致“法律空域”的大量存在，但是行政主体绝不能以“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为由而拒绝采取行动；尤其是在给付行政中，如果行政主体恪守“无法律即无行政”将会有损于私人利益和社会福祉。法律保留原则的初衷仅在于限制行政权对公民权利的不法侵害，而给付行政将会为相对人带来利益。只要这种利益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即使缺少行政行为法的具体规定，行政主体在不违反一般法律原则的情况下就可以为相对人的利益而采用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等方式，这亦是服务型政府的要旨所在。即使在有制定法规范的情况下，行政指导也是有益补充。由于行政处罚等仅具有单方意思表示的行政行为难于被相对人遵守，所以，行政主体在作出这些行政行为之前首先实施行政指导，有利于取得相对人的理解，从而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行政目标，克服行政中的“法律软地”。在这个意义上，行政主体不再是单纯的法律执行者：通过行政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法律的内涵得以丰富，法律的精神得以诠释。
其次，行政指导是以参与理性修正行政裁量权的努力。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曾提出了“专家知识模式”的假设为行政裁量权提供合法性支撑：“公共行政有着客观的基础”，行政目标“借助于来自专门经验的知识而予以实现”；行政主体的角色类似于“有着明确目标的经理或规划人员”，所以“行政官员更多地只是享有表面上的自由裁量权，而非真正的自由裁量权” 。但是，经历了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人们认识到社会行为的后果是复杂而难以预测的，而人的知识和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行政主体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一种制度的合理性与主体之间的交往成正比，参与主体越多、交往越频繁，制度的合理性就越强。因此，只有采用开放、合作的行政调控手段作才能够有效降低“政府失灵”的危害。过多的强制手段不仅扼杀了相对人理性发展的机会，也滋生了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盲从和依赖，无法起到监督行政活动的作用。行政指导是对“专家知识模式”的一种修正：它以多元理性代替单一理性，“取消了对行政主体全知全能的假设，同时给相对方的理性发展提供充分的自由空间，最大限度的包容社会的创新力量” 。行政指导假设行政主体和相对人都仅具有有限理性，因而其内嵌的协商和妥协机制允许相对人在作出决定之前对行政主体提供的信息和意见进行再次考量，使得在公权力建议下完成的行政指导具有了更多的理性。
最后，行政指导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人达成共识的结果。“真理，尤其是在非经验科学中的规范、法律的正确性，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发现，或取决于大家有根据的同意。” 行政指导的运作过程就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利用各自所拥有的信息等资源进行求同存异的“非零和博弈”的过程。 在博弈的过程中，指导方与受指导方之间是一种 “提供参考信号——任意选择反应”的关系：行政主体提供利益诱导、精神引导等而不使用行政权约束相对人，寻求协商的方式取得相对人的合作，相对人作为自身利益的最好裁判者自主决定是否接受、配合指导行为；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主体的意志和代表私人利益的相对人的意志汇聚一处，当行政主体和相对人达成共识时指导行为即达到预期效果。这种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共识赋予行政指导以合法性。行政指导是用“合作的道德”来协调处于对立状态的国家和公民的关系，用“协商参与的习惯”来消弭紧张的冲突，当然也就力图用“互动双赢的结果”来形成一个和谐繁荣的社会。 在一种民主和开放的架构中，行政指导允许相对人怀疑和否定行政主体的指示，以相对人的意志限制行政主体的恣意妄为，以积极而柔和的方式弥补了政府干预不足或者过度的缺陷。
行政指导的产生和发展是政府角色和行政模式之政策选择不断演进的结果。它作为对形式法治的补充和配合，以一种灵活、多样的方式践行了实质法治，顺应了现代行政活动的发展趋势。行政指导不因为实践中法律规定少、法定性差而丧失其合法性。相反，行政指导与现代法治精神息息相通。《宪法》中使用“指导”、“引导”、“鼓励”等词语对行政指导作出规定，以根本法的形式肯定了其合法地位，这就需要尽快将行政指导纳入法治化轨道。
参考文献：
1.莫于川，《我国实施行政指导的原因、现状及法治化对策》[J]，《渝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2.莫于川，《应积极发挥行政指导措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的作用——兼论通过行政管理方式创新提升政府的危机干预能力》[J]，《行政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
执行工作警务化的几点思考
“执行难”一直是困扰人民法院工作的一个突出问题，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执行难”已成为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不满意，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它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而且影响着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影响着人民法院的执法声誉。之所以形成“执行难”，有外部执法环境原因，也有执行立法滞后的原因，但应该看到执行难现状形成的主要因素，乃是法院内部的执行机构内部不利于执行工作因素，改革执行工作体制是解决执行难的重要途径，可以起到事关功倍的效果，去年底召开的全国法院执行工作会议就达成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必须改革的共识，笔者认为，执行工作中的裁决权的强制权应分别由不同主体行驶，强制执行权由执行员行使，执行员由具有司法警察身份并熟悉法律知识的人员的担任，即执行工作警务化。执行工作警务化是改革现行执行工作体制的重大举措，是强化执行工作的有效方法，是解决执行难的良药。现就执行工作警务化的可行性、必要性、现实性及操作性谈谈自己的浅见。
一、执行工作警务化的可行性
执行工作警务化就是执行工作承担者的身份由法官变更为司法警察，将执行人员从法官系列不分离出来，划入司法警察序列，实行准武装性质，半军事化管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变为领导关系，执行工作警务化能增强机动性、武装性和威慑力，同时与执行工作的性质相对应，与执行工作的强度相符合。
1、司法警察是法定的重要执行力量，执行工作警务化具有法律根据。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是人民警察的独立警钟，与其他人民警察一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可以使用武器、警械，可以依法执行拘留等强制措施，这为司法警察承担强制性工作实施强制手段提供了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颁布实施的《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第七条第六、七、八款明确规定，司法警察参与对判决裁定的财产查封、扣押、冻结或没收活动，承担执行死刑任务，完成法律、法规的其他职责。此条例明确规定司法警察负有强制执行的职责。《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规定，执行人员执行公务……，必要时应有司法警察参加。最高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在组织集中执行、专项执行若其他重大执行活动中，可以统一调度、使用下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力量，包括执行人员、司法警察、执行装备。这都说明，司法警察承担执行工作具有法律依据的，也是法律法规赋予法警的一项任务。而司法警察的特殊性决定其在执行工作中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司法警察可以配备公务用枪和器械，在当前执法环境恶劣、暴力抗法时有发生的今天，作为具有准军事性质的掌握“枪杆子”的法警成为执行队伍的生力军，无疑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
2、司法警察承担强制执行权，不仅不会削弱执行中裁判职能，而且能够在执行机构内部建立一个完善的分权制约机制，增强透明度，也增强了效率。
有人认为司法警察承担强制执行权会削弱了执行中的裁判职能。笔者认为，现在执行权高度集中，缺乏透明度和公开性，缺乏必要监督和制约，缺乏有效的执行救济途径和手段。上述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是长期以来在我国民事诉讼关于执行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没有充分考虑到强制执行权的不同属性在执行程序中体制出的两种行为的区别，既单纯的执行行为和执行救济行为之间的区别，两种执行为因其背后执行权的不同具有本质区别的。执行权按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可分为执行裁判权和执行实施权。我们所说执行工作警务化即执行实施权由司法警察承担，但同时并不废除执行庭，现有的执行庭承担执行裁判权，这样分工，就能在执行机构内部建立一个完善的分权制约机制，形成裁判人员与执人员有章可循、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公正与效率并重的新机制。河南省夏邑法院按此模式成立司法警察局，承担强制执行工作，原执行庭变更执行督导庭专司执行工作的裁判重大问题的决定和监督，执行取得显著成效，执行工作步入正轨。
3、司法警察承担执行工作，不仅不会影响司法警察履行其他职责，而且还会起促进作用。
执行工作警务化意味着法警队伍必须扩大，人员必须增加，各级法院也会增加投资加强装备，那么法警队伍现存的一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且由于队内分工不同，会加强竞争，从而促进工作的开展。河南省夏邑成立司法警察局就分为两个执行大队和一个讼事大队，这样既保证服务审判活动的各项职责的履行，同时人员的有序竞争，也促进各项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夏邑法院执行工作警务化后，执行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司法警察队伍建设也得到加强。
二、执行工作警务化的必要性
(一)法官承担执行工作，混淆法官的职能，也缺乏应有的威慑力。
执行难除外界因素外，法院内部一个不容忽视的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执行主体错位，也就是说不管执行机构还是执行人员的设立都有与我国的立法本意相悖的地方，与实际执行工作不相符。
1、法官承担执行工作，混淆了法官的职责。法官是居中裁判的公正、公平的人物，而由于执行和审判不同性质、特点、规律，执行法官的主要职责是让被执行人一方依法履行义务，发现其财产并掌握时机及采取执行措施，处分被执人财产，执行法官显然不是处于中立位置，与审判中的法官截然不同。因此，法官担任执行工作，混淆了法官的职责，会使公众漠视法官的中立性，是审执不分的表现，不利于人民法院业务专门化和管理专门化的形成，不利于法官队伍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也不利于审判质量和执行效率的提高。
2、法官承担执行工作缺乏最基本的威慑力。执行工作是审判后的执法活动，具有鲜明的强制性、倾斜性和迫使服从性，这就要求执行人员应有外在形象并具有威慑力，法官作为执行人员不具有这种外在形象和威慑力，法官是居裁判人物，是公平、公正的象征，也不应有强制性和倾斜性，更不应具有迫使服从性。在实际工作中，法官着西服，是实实在在的“文官”，他缺乏最基本的威慑力，在案件执行中，经常出现被执行人哄闹、冲击执行现场；侮辱、围攻、殴打执行人员等暴力抗法事件，执行工作警务化能有效克服这一现象。
(二)执行工作警务化是强化执行工作的需要
如上所述，法官承担执行工作会遇上暴力抗法，特别是在基层法院，他们面对的被执行人员常是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人。而执行工作警务化就会很大程度上克服这些现象。首先，传统的习惯认为，司法警察是“武官”，我们认为，执行官也应当是“武官”，因为他履行的职务具有强制性，若被执行人抗拒执行，随即就会受到“武官”的制裁，在心里上有一种畏惧感，一些被执行人一见到警察，就较容易打消拒不执行的念头。加之司法警察身着威严的警服，驾驶着警车，配带警械和枪支，威慑力无形中就会在人们的心中产生，这样自然就减少了暴力抗法案件的产生，法律还赋予了司法警察有拘传、拘留等强制措施实施权，增强了司法警察的权威性，司法警察在法院内部实行的“编队管理、双重领导”的运行机制，能很顺畅地形成重拳，有效地抵制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对强化执行工作产生很好的效果。执行工作警务化是“审执分立”的需要，长期以来，由于法官执行员，法官自身裁判的案件常常自身来执行，这与“审执分立”、“审执分离”的精神不符，容易给当事人留以“一人承包到底”的口实，执行工作警务化使审判和执行实现了形式和实质的分离。执行工作户外作业多，并呈现出连续作战性等特点，这就要求执行人员具有较强的体力素质，司法警察具有的教育训练制度无疑会大大提高执行队伍的战斗力，提高执行人员连续作战能力、户外作业能力，从而强化执行工作。广东、河南、山东不少法院的执行人员基本是清一色的穿警服的司法警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实行统一指挥、统一作战，常常能形成重拳，形成合力，对被执行人保持着一种威慑感，据来自这些法院的消息，他们的执行工作已进入有序的良性循之中。
(三)执行工作警务化是法院机构改革的需要。
按照中央11号文件，最高法院要求执行机构的人数为法院控编人数的15%，而司法警察的人数配备最高院要求为法院控编人数的12%，两者合计为27%，现在许多法院由于各种原因都无法达到这个职数，而按照《人民法院五年发展纲要》，人民法院机构和人员要精简、高效、廉洁，最高限度地实现实现公正与效率，如何在精简的情况下，很好地完成执行工作和司法警察的职责呢？执行工作警务化就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两项工作有20%的警力就足以胜任，既简政又精兵。
(四)执行工作警务化是加强法院队伍建设的需要。
近年来，在加强审判队伍建设的同时，法警队伍的建设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加强，但应该看到，由于许多法院把法警的职责限于押解、值庭的枯燥工作之中，各法院普遍存在不重视法警队伍建设，法警本身也存在“次要”、“辅助”思想，从而不安心工作，这极不利于法院队伍的建设，执行工作警务化将充分发挥法警的职能，提高法警的作用，从而推动法院队伍的建设。
三、执行工作警务化的现实性
(一)执行工作警务化符合实际工作需要。
司法警察在现在实际执行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部分省市法院已经由司法警察单独承担执行案件，如河南、山东的部分法院，它们的执行经过努力，已进入一种良性循环之中。据来自河南南阳中院的消息，南阳中院的一些法院的执行工作竞争机制，实行当事人自由选择执行人员的办法，多数申请人都愿意选择法警队执行，一些法院执行庭与法警队实行单双号分案，不少人申请人拉关系、走后门，请院长签批给法警队办。司法警察承担执行工作已积累一定的经验，也为人们所接受，执行工作警务化具有马上实行的现实性，司法警察参与执行能充分向被执行人直观展现强制性、倾斜性，迫使服从性，也更具有威慑力和社会效果。
2、法警队现实行的“编队管理、双重领导”的运行机制，正是执行机构要筑就的机制。
去年底召开的全国法院执行工作会议上就达成要在高级人民法院辖区内建立健全执行工作统一领导和管理机制，要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建立执行工作统一指挥，上下联动的执行网络，要执行形成合力。现在部分省市设立有领导关系的执行机构严格来讲有表面文章之谦，有“换汤不换药”之感。由于现时执行员即法官的特色，根据有关规定，上级法官只有指导下级法官权，何来领导权？另外由于执行主体没有改变，讲有“领导关系”而无相关配套制度。而目前司法警察实行的是“编队管理，双重领导”的运行机制，而此机制正是执行机构要筑就的机制，从这方面来说，执行工作警务化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只要经过相关培训，并适当扩大司法警察队伍，立即就可以投入执行工作。
四、执行工作警务化的机构动作
执行工作警务化的机构可称为司法警察局，内设讼事司法警察，执行司法警察及办公室，讼事司法警察的主要职责，服务各项审判，如提押、看管、送达、强制措施、值庭等。执行司法警察的主要职责，执行各类案件，包括民事案件执行、行政案件执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非诉案件和其他文书的执行。死刑由讼事司法警察和执行司法警察共同承担，办公室负责警用装备和警衔管理，组织教育训练及机关的安全保卫。在原执行机构有审判职称的，不愿继续从事执行工作的，可调整到审判庭工作，符合评授警衔条件的，愿从事司法警察工作的授警衔编队管理。对在法院机构改革中，不适宜干法官工作而适宜干执行工作的分流到司法警察队伍中来，按规定评授警衔，这不但可以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也是对司法警察的警力不足的有效补充。
有人认为司法警察承担执行工作会降低执行工作的执法水平，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首先如上所述，执行工作警务化不会削弱执行工作的裁判职能，因为仍是由法官组成的执行督导庭负责此项工作，司法警察承担的是执行实施权，只要把好司法警察任执行员关，即司法警察要通过严格资格考试关，是完全可以保证执行队伍的执法水平。有人认为执行工作警务化的观点对现行法律突破太大，故不宜采用。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由于执行人员和司法警察在法律规定中的任职资格、职责完全不同，故执行工作不宜警务化。笔者认为，虽然执行人员和司法警察的任职资格、职责有所区别，但我国相关法律关无明确规定执行人员必须由谁来担任。我们认为，只要司法警察具备一定的法律业务知识，通过执行员资格考试，完全可以依据法律任命为执行员，执行工作警务化与法律并无冲突，事实上现在各级法院在任命执行员上存在随意性现象，而如果在省或全国范围内实行执行员资格考试的制度会有效克服这一现象，从而加强执行队伍的正规化建设，确实有效地提高执行队伍的执法水平。
福建漳平市人民法院 刘永强 林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