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市场运营基本规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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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破产重整的信息披露制度的具体建议

刘成江


　　（一）重整中的信息披露的要求
　　一般公司重整要进行以下的信息披露：①上市公司申请重整或任命管理人时；②召集债权人申报债权时；③通知债权人、股东召开关系人会议时；④通过重整计划时。
尽管我国“破产法草案”对作为债务人的上市公司没有规定专门的信息披露要求，但在破产受理程序中，要求法院在受理破产申请后，应当自裁定之日起15日内通知有明确地址的债权人，并发布公告。虽略有不足，但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重整的信息披露的完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证券法对信息披露的要求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其重整不仅要符合破产法、民事诉讼程序法等规定，还要遵守证券法、证券监管机构以及证券交易所的信息披露要求。常规性的信息披露要求，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定期报告要求，即必须根据《证券法》、《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以及相关的信息披露准则要求，在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中如实披露公司的重整及其进展情况，年度报告的披露是非常重要的，其将会影响到上司公司的退市，防碍重整程序的顺利进行。其二是临时报告要求，即和破产法、民事诉讼法规定重叠的信息披露，诸如申请重整、要求债权人申报债权、召开关系人会议、通过重整计划、批准重整计划等，在《证券法》上均属于需要作临时公告的重大事项，重整的上市公司必须按照《证券法》、《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以及其他有关规定的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公告。特殊性的信息披露要求，对于涉及重大资产转让、股权转让、上市公司收购的，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
　　通过制定和完善《重整人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和《关于重整人及有关人员违规行为的处罚办法》等规则和指引，明确和细化对重整人信息披露考核的内容与标准的同时，将重整人的诚信责任放在突出位置。同时建立了对重整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的合理怀疑机制，加大处罚力度，严厉打击违规信息披露行为。
　　(三)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责任
　　根据《破产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法律责任：“有义务列席债权人会议的债务人的有关人员，经人民法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列席债权人会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拘传，并依法处以罚款。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拒不陈述、回答，或者作虚假陈述、回答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处以罚款。” 此法条所规定的义务是债务人有关人员对债权人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法第15条第1款规定了债务人的有关人员“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的义务，即对债权人的信息披露义务。该义务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列席债务人会议；二是在债权人会议上如实回答询问。有关人员违反本项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本条的规定进行处罚。而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责任有：
　　1、违反列席义务的法律责任
　　根据《破产法》第一百二十六条首先规定：“有义务列席债权人会议的债务人的有关人员，经人民法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列席债权人会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拘传，并依法处以罚款。”构成本项法律责任者，需具备以下条件：①须为有义务列席债权人会议的债务人有关人员。即本法第15条第2款规定的企业法定代表人，以及经人民法院决定的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②须为拒不列席债权人会议。所谓“拒不列席”，是指能够出席而故意不列席。至于其拒不列席是否有明确的拒绝表示，在所不论。因疾病、受拘禁、交通受阻或其他客观事由而不能够列席者，不承担本条规定的法律责任。③须为无正当理由拒不列席债权人会议。如果不列席债权人会议有正当理由，例如，经人民法院许可离开住所地，可以不承担本条规定的法律责任。④须为经法院传唤后仍然拒不列席债权人会议。这意味着，上述人员在无正当理由拒不列席债权人会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只需进行一次传唤，如其仍拒不列席，即可实施拘传。如这与《民事诉讼法》第100条规定须经两次传唤方可拘传的规定有所不同。
　　2、违反说明义务的法律责任
　　本条还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拒不陈述、回答，或者作虚假陈述、回答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处以罚款。”构成本项法律责任者，需具备以下条件：①须为负有说明义务的债务人有关人员。即本法第15条第2款规定的企业法定代表人，以及经人民法院决定的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②须为违反说明义务。例如，本法第68条第2款规定的在债权人委员会提出要求时的说明义务、第84条第3款规定的就重整计划草案做出说明并回答询问的义务。③须为以拒不陈述、回答，或者作虚假陈述、回答的方式违反说明义务。其中，“拒不陈述、回答”为故意的不作为方式，“作虚假陈述、回答”为故意的作为方式。如果为因疏忽或能力欠缺而发生遗漏、错误陈述或者表达不清，则不属于本条规制的范围。
　　违反信息义务的行为人是要承担责任，不管是公司重整或者证券法上违反信息披露的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我国的新《破产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信息披露义务和不实行披露的法律责任，在《证券法》中就有明确的规定，对于违反信息披露制度的行为包括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违反信息披露应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我认为，可以参考《证券法》上的违反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追究和结合破产重整的具体情况，制订出适合破产重整的违反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追究的具体制度。
　　我国要完善上市公司重整中的信息披露制度，还要不断的实践，结合我国国我国要完善上市公司重整中的信息披露制度，还要不断的实践，结合我国国情，我国新《破产法》仅在第8条规定提出破产申请时需向法院提交的材料，未对债务人应如何向债权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做出规定，对上市公司在重整程序中的特殊信息披露义务更是缺少明确规定。有学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上市公司重整中的信息披露制度：第一，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在提出重整申请时需向法院提供更为详尽的材料。第二，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在将重整计划草案提请表决之前应向债权人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第三，允许债权人在认为债务人信息披露不充分时提请法院召开听证会。第四，规定判断信息是否披露充分的标准，规定对信息披露是否充分的争议由法院裁决。解决困境公司的破产危机，关键在于信息披露的透明和充分，就必须具备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降低由于信息披露不透明不及时给利益者带来的风险，使双方共同的交易成本降至最低点，从而把困境公司拯救出来，使困境公司走上发展的轨道。

结 语
　　破产重整的信息披露制度以其先进的价值理念和独特的制度设计，受到世界各国立法者的普遍重视，发展旨在避免企业破产，实现企业复兴的破产重整制度成为各国破产法立法的重点。我国社会各界对此问题颇感兴趣并积极地研究讨论，望尽快建立适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企业需要的企业破产重整的信息披露制度，来满足我国社会现实的迫切要求。在我国向市场经济模式转换的过程中，有大量国有企业因为一时难以适应竞争环境而陷入经济困境。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的采用破产清算形式，那么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是社会难以承受的，如果对其中那些债务重、效益差，但有拯救可能的大中型企业适用重整程序，力求实现企业的拯救和再建，信息披露制度对于重整的进行更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既有利于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又可以为大众所监督，那么无疑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奠定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基础。因此，在我国推行企业破产重整制度是十分明智的。我国新破产法的立法者们顺应了这种趋势，已将现代破产重整制度规定在其中，相信它的实施将极大的推动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与稳定。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中国双边投资条约中国民待遇标准的新实践

王胜宇


　　（一）中国20世纪90年代双边投资条约中的国民待遇
　　回顾中国2000年以前所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我们可以看到，1986年4月以前，中国双边投资条约中还没有国民待遇标准的规定，但其中规定有其他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惠国待遇标准等。1986年5月，中国与英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首次采用了国民待遇标准 “缔约一方应尽量根据其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缔约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的投资与其给予本国国民或公司以相同的待遇”。1982年以后的几年中，与中国缔结双边投资条约的
　　国家有80多个，但其中仅有不到十个协定规定了外资国民待遇标准。中国与英国双边投资条约（1986年）、中国与斯洛文尼亚协定（1993年）等协定中规定了国民待遇标准，但相关的条款数目很少，且其中内容也很抽象。1988年，中日双边投资条约中规定了国民待遇标准并且还规定 “缔约一方根据其法律法规，为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在实际需要时，可以对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实行差别待遇。” 1992年中韩双边投资条约中规定“任何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境内就其有关投资、收益及与投资有关的商业活动方面，应保证能够获得不低于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待遇。”此外，未对国民待遇的给予附加任何限制。这种实践在中国当时的现实国情下，表现出一定的超前性。就在中韩双边投资协定签订后，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其中提出“要积极创造条件，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这应该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从市场经济战略的高度提出给予外资国民待遇。1996年，中国与沙特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规定了公平、公正待遇与国民待遇，并且规定可以选择适用两者中更优惠的原则。从以上双边投资条约实践中可看出，中国双边投资条约中国民待遇标准的发展是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步前进的。
　　（二）21世纪后中国双边投资条约中的国民待遇
2　　1世纪初期，中国加了世贸组织，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将在更广的范围内开放本国市场，同时中国政府还要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以促进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能够与世贸组织的要求大致相符。2006年11月21日，中国与印度在新德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该协定第四条规定了投资待遇 “缔约各方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本国投资者和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 2007年9月7日，中国与韩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大韩民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协定中第三条规定“在扩张、运营、管理、维持、使用、享有、销售和其他对于投资的处理方面，每一个缔约方需在其领土内提供给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和他们的投资不低于在相似条件下其提供给本国投资者和他们的投资的待遇，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内的投资应始终享受公平与公正的待遇”。本条中第一款规定了公平与公正待遇，第四款还同时规定了最惠国待遇。以上两个双边投资协定都没有对国民待遇做出例外规定。
　　另外，中国也与芬兰、西班牙分别缔结了双边投资条约，协定中关于国民待遇标准的规定与上面中韩双边投资协定的规定类似。2005年，中国与葡萄牙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第三条第二款规定 “一方应给予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及与投资有关活动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本国投资者的投资及与投资有关活动的待遇。”中葡议定书中同时还规定了 “中葡协定中的第三条第二款所指‘活动’尤其包括但不限于：限制购买原材料或辅料、能源或燃料、生产设备或操作工具的不平等待遇及其他具有类似效果的措施。因公共安全和秩序、公众健康或道德而采取的措施不应视为第三条中的‘待遇低于’。”
　　从以上的条约内容中可以看出：我国一般将国民待遇规定为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及与投资有关的活动应不低于其给予本国投资者及与投资有关活动的待遇；在这些双边投资条约中不仅规定了国民待遇，还规定了最惠国待遇及公平公正待遇；双边投资条约中仅仅规定了准入后国民待遇标准，而没有规定准入前国民待遇标准；国民待遇标准的范围相比以往双边投资条约中的国民待遇标准规定有所扩大，从中葡双边投资协定中国民待遇标准的规定可以看出：投资活动“尤其包括但不限于”这一措辞，扩大了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这是发达国家在其双边投资条约中经常使用的；规定国民待遇标准的同时，大多数双边投资条约对公共利益都做出了例外规定：国家因公共安全和秩序、公众健康或道德标准可对外国投资采取差别待遇。中国今后缔结双边投资条约还将继续以往的谨慎态度，但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流入国内及流向国外的投资都有显著增长，其中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更加迅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要考虑的也许就不止是外资在中国的国民待遇问题，还包括在外国的中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利益。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给予外资国民待遇的范围将会是逐渐扩大的趋势，但在一段时间内还没有可能扩大到给予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但无论是给予外资怎样的国民待遇标准，都应该要基于本国的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道德标准而做出例外规定。
　　结 语
　　从21世纪中国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的整体观察可以看出，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的国民待遇有逐渐放宽的趋势，但中国政府的缔约态度还是比较谨慎的——在给予外资逐渐放宽标准的国民待遇的同时，又注重本国现实国情而做出许多保留。如今中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经济的各项制度、机制都还有待完善。在这一阶段中，采取对在准入阶段给予外资国民待遇的缔约模式还不是时候。现在，中国正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谈判缔结双边投资条约，笔者认为，中国不管在多大的压力或是诱惑之下，都应该在清醒认识本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选择签订符合本国长远利益的双边投资协定，而不能贸然接受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高保护标准的投资条款。我们看到，美国在签订双边投资条约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宁缺毋滥 ”原则，即宁愿不签，也不勉强接受不符合本国提倡的高保护标准的协定。中国应该在这方面学习美国精明的谈判、缔约技巧。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在很多方面仍然处于 “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所以应该谦虚点，多多借鉴别国有益的经验。
　　最后，笔者认为，在投资自由化的浪潮下，在将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采取有限的国民待遇标准模式与他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仍然是中国最佳的选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维护并促进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