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特种定向债券能否办理抵押贴现业务的复函

上一篇: 关于免除直接参加抗“非典”工作的医护人员等在抗“非典”期间个人住房担保委托贷款逾期罚息和复利等问题的紧急通知
下一篇: 商业部、铁道部关于落实国务院会议精神做好省间合同粮运输工作的通知（摘录）

　　内容提要: 我国票据立法并未明确规定票据单纯交付的效力，理论界主流观点认为，票据只能通过背书方式转让，不能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传统票据法理论同时认可票据背书与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世界各国和地区票据立法均认可票据单纯交付的效力，我国司法实践也普遍承认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我国《票据法》应当明确规定票据转让方式及空白票据转让方式，承认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


票据属于典型的流通证券，流通是票据的第一要义，也是票据的生命所在。因此，促进流通是票据法的最高原则。[1]而票据流通的实现则需依赖票据的不断转让，票据权利的转让方式或手段因而成为票据法规范的重要内容。依据传统票据法理论，票据权利的转让方式包括两种，一为背书转让，二为单纯交付（或直接交付）转让。[2]在我国，票据权利可以通过背书方式转让，这一点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均无异议。但是，票据权利能否通过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部门均存在争议，殊值探讨。

一、票据法理论上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

一般认为，记名票据只能以背书方式转让，无记名票据则可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当然也可以背书方式转让，单纯交付与背书均能产生票据权利转让的法律效力。

所谓以背书方式转让票据权利，是指票据持票人以转让票据权利为目的，在票据背面或者粘单上记载票据法规定的相关事项并签章，然后将票据交付给被背书人的票据行为。所谓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是指票据持票人以转让票据权利为目的，不经背书而直接将票据交付于受让人的票据权利转让方式。也就是说，持票人不在票据或粘单上作任何文字记载，只需以转让票据权利为目的将票据交付于受让人，即可产生票据权利转让的法律效力。记名票据因有权利人名称之记载，票据的文义性特征决定了付款人只能向票据上记载的权利人付款，因此记名票据的转让过程必须通过背书在票据上予以体现，故而记名票据只能以背书方式转让。无记名票据本就不记载权利人的名称，谁持有票据谁就是权利人，因而转让时不必在票据上作任何记载，只需将票据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持票即可行使票据权利，因此，无记名票据当然地可以单纯交付方式予以转让。

票据权利背书转让与单纯交付转让两种方式的功能与特点各有所长。背书转让方式的优点在于票据权利人与债务人易于确定，有利于促进票据流通。首先，背书转让票据权利，要求转让人（持票人）在票据或者粘单上进行相关记载，背书记载的内容能够全面地反映票据转让的全过程，使持票人取得票据权利的各个环节在票据上清晰可见，只要背书具有形式上的连续性，持票人作为权利人的形式资格即可得以确定；其次，每一个票据转让人在背书时必须在票据或粘单上签章，使所有背书人的债务人地位一目了然，每一个背书人基于自己的签章对持票人承担担保票据承兑与付款的责任，保障了持票人之票据权利的实现，增强了票据的安全性，促进了票据的流通。但是，背书转让票据权利的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正因为持票人需要依据票据法规定进行背书记载，导致转让的手续相对比较繁琐，必须符合法律对于背书记载事项的具体要求，才能产生票据权利转让的效力，稍有不慎则会导致背书行为无效，票据权利转让的效果则无从发生。相较于背书转让方式，单纯交付转让票据权利的方式也有自身的优势：因为不需要转让人在票据上作任何书面记载，只需以转让为目的将票据交付给受让人即可实现票据权利的转让，显然比背书转让更加简单、方便、迅捷。但也正因为每一次转让都不需要在票据上进行记载，票据的整个转让过程并不体现在票据上，每一个转让人因为不在票据上签章，其债务人地位无法依据票据记载加以确定，他们自然也就不承担担保票据承兑和付款的票据责任，导致票据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实现的保障性降低，票据的安全性也因而受到影响。而持票人权利实现风险的增加，无疑会削弱票据的流通性。

二、域外立法例关于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

域外票据立法例，普遍承认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单纯交付票据与背书转让票据均为票据权利转让的有效方式。例如，根据《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1条第1款的规定，（注：《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1条第1款：“汇票，即使未表明开立给指定人，得以背书方式转让。”）“空白汇票也可以背书方式转让”。说明该公约对于空白汇票的转让同时承认背书与单纯交付两种方式，空白汇票既可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也可以背书转让。该公约第14条第3款更进一步规定，（注：《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4条：“如背书为空白背书，持票人得：……3．不填载空白及不作背书而将汇票转让于第三人。”）空白背书的汇票可以不作背书而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于第三人。《日内瓦支票统一法公约》第17条（注：《日内瓦支票统一法公约》第17条：“如背书为空白背书，持票人得：……3．不填载空白及不作背书而将支票转让于第三人。”）对于空白支票的转让，作出了与《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第14条完全相同的规定，即如果是空白背书的支票，持票人就可以不填载空白及不作背书而将支票转让于第三人。《法国商法典》第117条及第118条、（注：《法国商法典》第117条第1款：“所有汇票，即使未明确规定由指定人收款，均可依背书而转让。”第118条：“如为空白背书，持票人可：……3．不填写空白，也不再作背书，即将汇票交付第三人。”）《法国支票法》第13条及第17条、（注：《法国支票法》第13条：“指明付给某人的支票，不论支票上有无‘指定人’的明示条款，都可通过背书方式进行转让。”第17条：“如背书是空白背书，持票人可：……3．既不在空白处填写又不再背书而把支票交给第三人。”）《德国票据法》第11条及第14条、（注：《德国票据法》第11条第1款：“任何汇票均得通过背书转让，即使该汇票未明确载明可付于指定人。”第14条第2款：“如为空白背书，则持票人得：……（3）不填写该空白和不再背书而继续转让汇票。”）《德国支票法》第17条、（注：《德国支票法》第17条：“1．背书转让支票上一切权利。2．如为空白背书，则持票人得：……（3）不填写该空白和不再行背书而继续转让支票。”）《日本票据法》第11条及第14条、（注：《日本票据法》第11条第1款：“汇票虽未以指示证券开立者，仍得以背书转让之。”第14条第2款：“背书为空白背书时，背书人：……3．得不补充空白，也不背书，而将票据让与第三人。”）《日本支票法》第14条及第17条、（注：《日本支票法》第14条第1款：“记名式或指示式支票得依背书转让之。”第17条第2款：“背书为空白背书时，背书人：……3．得不补充空白，也不背书，而将支票让与第三人。”）《英国票据法》第31条及第34条、（注：《英国票据法》第31条第2款：“付与来人之汇票通过交付而流通。”第34条第4项：“如汇票作成空白背书，任何持票人得在背书人之签名上加注付与其本人之指定人或其他人之指示而将空白背书转变为特别背书。”）《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202条及第3－204条、（注：《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202条第1款：“流通转让是使受让人成为持票人的票据转让方式。如票据为付与指定人者，加必要背书和交付票据即完成流通转让；如为付与来人者，交付票据即完成流通转让。”第3－204条第2款：“空白背书不指定被背书人，仅有一项签名即可。付与指定人的票据经空白背书可付与来人，且在未作特殊背书前，仅作交付即可流通转让。”）我国台湾“票据法”第30条、（注：我国台湾“票据法”第30条第1款：“汇票依背书及交付而转让。无记名汇票得仅依交付转让之。”）《香港票据条例》第31条及第34条、（注：《香港票据条例》第31条第2款：“以来人为受款人的汇票，凭交付而构成流通转让。”第34条第4款：“倘汇票作成空白背书，任何持票人可将空白背书变成特别背书，即在背书人的签名上加注付与指定人，指明把汇票票款付与持票人或其指定人，或付与他人或其指定人。”）《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草案》第12条及第15条、（注：《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草案》第12条：“票据得以下述方式转让：（a）由背书人对被背书人作成背书并交付该票据；或（b）如前手的背书是空白背书时，则仅交付该票据。”第15条：“最后背书是空白背书的票据持票人得：……（c）按照第12条（b）项的规定（仅交付票据。作者注）转让该票据。”）《联合国国际统一支票法草案》第14条及第17条（注：《联合国国际支票法公约草案》第14条：“支票得以下述方式转让：（a）由背书人对被背书人作成背书并交付该票据；或（b）如开立的是来人支票或前手的背书是空白背书时，则仅交付该支票。”第17条：“最后背书是空白背书的支票，持票人得：……（c）按照第14条（b）项的规定（仅交付票据。作者注）转让该支票。”）都有相同的规定。

综观各国和地区立法例，均承认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的效力，肯定背书与单纯交付均是票据权利的有效转让方式。但在具体规定上又存在差异。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规定票据转让方式包括背书与单纯交付两种，如《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草案》及英国、美国、我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我国台湾“票据法”第30条的规定：“汇票依背书及交付而转让。无记名汇票得仅依交付转让之”就很有代表性；另一类则是德国、日本、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立法，并不直接规定无记名票据可以单纯交付方式进行转让，而是在规定所有票据均可背书转让的同时，特别强调即使是无记名票据，也可以背书转让。《德国票据法》第11条的规定就很有说明意义：“任何汇票均得通过背书转让，即使该汇票未明确载明可付于指定人。”这一规定的意思当然是说，无记名票据既可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也可以背书方式转让。另外，以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票据立法对空白背书的票据可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均有明文规定，我国台湾“票据法”第32条第1款“空白背书之汇票，得依汇票之交付转让之。”以及《德国票据法》第14条“空白票据持票人可以不填写该空白和不再背书而继续交付转让”的规定即其适例。

通过对域外立法例的考察，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尽管世界各国和地区票据立法关于票据权利转让方式的规定在具体表述上存在差异，但其实质内容并无不同。各国和地区票据立法均规定票据权利的转让有背书转让与单纯交付转让两种方式，记名票据必须以背书方式转让，无记名票据以及空白背书的票据既可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也可以背书方式转让。

三、我国票据单纯交付转让效力的法律规定及理论争议

我国《票据法》并未像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票据立法一样专门就票据权利的转让方式作出一般规定，而是在汇票制度中规定了汇票的背书转让，并在本票与支票部分规定了对汇票背书规定的准用。《票据法》第27条第1款规定：“持票人可以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第3款规定，汇票权利的转让“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同时，分别在第80条、第93条规定了本票与支票的背书适用有关汇票背书的法律规定。《票据法》对于空白票据及空白票据的转让没有作出专门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也没有关于票据权利转让方式的一般规定，但其第49条就空白背书问题作出了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中国人民银行的《支付结算办法》既就票据的背书转让作出了一般规定，又分别就不同种类的汇票以及本票的背书转让作出了专门规定：其第27条规定：“票据可以背书转让……”；第63条第1款规定：“收款人可以将银行汇票背书转让给被背书人”；第93条规定，商业汇票贴现时应当“作成转让背书”；第107条第1款规定：“收款人可以将银行本票背书转让给被背书人”，但并未就支票的转让作出规定。

由上述规定可以清晰地看出，依据我国《票据法》现行规定，汇票与本票必须依背书方式转让，这是因为我国《票据法》不承认无记名汇票与无记名本票，汇票与本票仅限于记名票据，票据的文义性特征决定了其只能通过背书方式转让，学界对此无异议。但是，关于支票的转让，只有《票据法》第93条有所规定：“支票的背书……，适用本法第2章有关汇票的规定……。”这一规定应当作何理解？是否说明支票转让必须像汇票一样只能通过背书方式进行？学界对此的理解并不统一，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多数学者持肯定观点，认为我国《票据法》第93条明确规定支票的背书准用汇票背书的规定，而汇票背书无疑是对汇票权利转让方式的规定，所以支票权利的转让也必须通过背书方式才能进行，因此背书转让方式是我国票据权利转让的唯一合法方式，我国法律并不承认票据单纯交付的转让方式，通过单纯交付方式受让票据的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不受法律保护。[3]甚至有学者专门撰文论证“我国票据制度未赋予交付转让的效力”，断定“我国《票据法》没有以单纯交付票据方式而转让票据权利的规定。”单纯交付的转让方式“有悖《票据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4]但是也有少数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票据法》并未规定收款人名称为支票出票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而是在第85条规定收款人名称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这一规定说明我国《票据法》承认空白支票，而依票据法理论，空白支票当然可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进行转让。因此，票据单纯交付在我国也是合法有效的票据权利转让方式之一。[5]

四、我国司法实践对票据单纯交付转让效力的认定

立法的模糊与理论上的争议，必然导致审判实践的不统一。尽管我国票据立法对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的情形明显关注不够，但现实生活中，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的现象却大量存在，甚至可以说是票据实务中的普遍现象，因此产生的票据纠纷案件层出不穷。目前的审判实践中，多数法院认为，支票当事人有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4]例如，“李云锦诉北京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案”中，王玉明基于其与李云锦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以单纯交付方式交付给李云锦由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签发的支票3张，李云锦提示付款时遭到银行拒付而向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追索。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08）丰民初字第02553号民事判决书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二中民终字第06381号民事判决书分别对此案作出一二审判决，由出票人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向李云锦支付3张支票的款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认为，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作为支票出票人，签发空白票据直接交付王玉明，之后王玉明将该票据以单纯交付的方式直接交付给李云锦，李云锦作为票据收款人合法取得票据，是票据的持有人，李云锦在请求银行付款遭拒时，有权向出票人比林兴盛商贸有限公司主张票据权利。[6]可见，该判决认为支票的当事人有权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票据权利。再如，“王世车诉派萌恒源（北京）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票据纠纷案”，[7]李增坤因支付石材欠款而直接交付给王世车由派萌恒源（北京）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签发的空白支票一张，王世车提示付款时，银行以空头支票为由拒付，王世车向法院起诉要求出票人承担票据责任。出票人以“我方与王世车没有业务往来，支票是我方为支付货款开给余文化的，由于其保管不善丢失了”为由，拒绝承担票据责任。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中认为：“票据为无因证券，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仅依票据上所载文义就可请求给付一定的金额。票据债务人如果认为持票人是由于欺诈、恶意或重大过失等不正当原因取得票据，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这也表明，法院认可支票当事人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行为的效力。另外，相关人民法院在审理“重庆海来科贸有限公司与沙坪坝区五金交电化工商行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二审案”、[8]“北京盛业广泽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诉北京文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案”、[9]“于占园诉北京启航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案”、[10]“佛山市王家建材店诉广州鸿达有限公司支票追索权纠纷案”[11]时，也都认为，支票出票人签发空白支票并交付之后，持票人可以不经补记而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该支票，依单纯交付方式受让票据的持票人，取得票据的方式合法，享有票据权利。

五、我国票据单纯交付转让效力立法规范的完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对于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行为的效力，理论界多数学者持否定态度，认为《票据法》并未赋予票据单纯交付转让的效力；但审判实践中针对大量而普遍的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的做法，法院却并不认同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大多认可票据单纯交付转让行为的效力，认为支票当事人有权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支票权利。理论与实践如此脱节，实非正常现象。究其原因，《票据法》规定的不明确与欠完善是主要原因。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理解《票据法》关于票据权利转让方式的规定？又应当如何完善这些规定呢？

笔者并不认同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而是赞同审判实践中法院的做法。笔者认为，依据我国票据立法相关规定，背书转让与单纯交付转让均是票据权利转让的有效方式。第一，我国《票据法》虽未明确规定票据权利得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但也并未禁止票据权利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或者说依据《票据法》现行规定并不能得出我国《票据法》不承认单纯交付转让票据权利效力的结论；第二，笔者的这一结论不仅符合票据法传统理论，也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票据立法的规定相吻合；第三，审判实践已经做了很好的尝试，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没有受到理论界的影响，而是依据《票据法》规定，作出了大量承认单纯交付转让票据权利效力的判决；第四，我国票据实践中大量存在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的现象，说明票据当事人有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的现实需求，理论界没有理由无视这一社会现实，固执地对《票据法》尚欠完善的规定作僵化的“纯理论性”理解。

我们应当做的是，深刻反思，并就《票据法》的完善建言献策。

首先，依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汇票与本票仅限于记名票据，必须以背书方式转让。但如前所述，《票据法》承认无记名支票，支票的转让因而有以下两种情况：如果支票上记载了收款人名称，则该支票为记名票据，自然须依背书方式转让；如果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的名称，被授权人也没有补充记载的，则该支票为无记名支票，当然可以通过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票据法》第84条在规定支票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时，并没有包括“收款人”名称一项；第86条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既然是“可以补记”，当然就意味着也可以不补记，如果持票人没有在支票上补记收款人的名称，则该支票为无记名支票，完全可以通过单纯交付的方式予以转让。但是，这些内容应当由《票据法》以明文加以规定，我国《票据法》应当借鉴域外立法例的成功做法，设专门的条文就票据权利的转让方式作一般规定，肯定背书与单纯交付转让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就空白支票的转让方式作出专条规定，允许其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

其次，认为背书是我国票据转让的唯一方式的观点，其主要依据是，我国《票据法》第27条第3款规定，持票人转让汇票权利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同时又在第80条、第93条规定，本票与支票的背书适用有关汇票背书的规定，这说明支票也必须以背书方式才能转让。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偷换概念之嫌。《票据法》第93条关于支票背书准用汇票背书的规定，本意应当是如果支票以背书的方式转让，其规则与汇票背书相同。而不是规定支票的转让方式准用汇票转让方式（因汇票必须是记名汇票，因而只能背书转让）的规定，因为无记名支票完全可以不以背书而以单纯交付方式予以转让。也就是说，如果以背书方式转让支票，则适用票据法对于汇票背书转让的规定（如此规定完全是为避免立法上的重复而采取的一种技术处理）；如果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支票，则无从适用有关汇票背书的规定，因为单纯交付与背书属于两种不同的转让方式。

再次，《票据法》立法之初，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商业信用不高，出于安全性考虑，其第30条规定被背书人的名称是背书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不承认空白背书的效力，这一规定对票据流通形成了一定的阻碍。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9条对此作出了改变，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此可见，如果背书人在转让票据权利时，并未在票据上记载受让人的名称，即将票据交付给受让人，这一行为同样有效；受让人若再行背书转让，则必须首先记载自己的名称于被背书人栏内；但受让人也可以不再背书而直接将票据交付他人以转让该票据，而由新的受让人在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这一行为同样有效。因为空白背书的票据，既可依交付转让，也可再依空白背书转让，或再依记名背书转让，还可更改为记名背书后转让。[12]由此可见，即使是记名票据的转让也有两种情况，票据的收款人转让票据权利，必须依背书方式进行；但是其他持票人则完全有可能以单纯交付方式转让该票据。只不过承认空白背书效力的规范应当由《票据法》进行规定，而不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来规定。


在中国历史上，宪法典翻译是与宪法文化和宪法学共同发展起来的，并对宪法文化与宪法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宪法典翻译的历史概况

在百余年的中国宪法(学)发展历程中，官方或者学者曾翻译出版过若干外国宪法典。这些宪法典对法制发展，尤其是宪法(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官方的宪法典翻译

自1901年清廷宣布实行新政以后，政治改革特别是仿行宪政，成为清末的头等大事。1905年11月25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颁布上谕，设立“考察政治馆”，1906年考察政治大臣归来后，将数百种外国政治书籍交给考察政治馆，由其编译整理，官方对宪法典的翻译由此发轫。1907年8月13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五日)，为了适应预备立宪的需要，清廷决定将“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专门从事宪政研究。该机构一直工作到1911年6月23日才被裁撤，并入内阁。1913年以来，宪法典的翻译与编辑成为宪政建设与宪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为当时的研究提供了文本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不同时期宪法学发展需要，重视外国宪法典的翻译与研究工作。在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组不仅翻译了苏联宪法，而且还搜集翻译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典。宪法起草委员会编辑的《世界各国宪法资料集》、《民主主义国家宪法选辑》等参考书对了解当时代表性国家的宪法，正确把握1954年宪法的历史定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当时翻译出版外国宪法典有助于比较不同国家的宪法制度，为完善本国宪法典和宪法制度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二)民间的宪法典翻译

民间翻译宪法典的工作大致开始于戊戌变法之后。1901年，近代日文翻译家沈?翻译了伊藤博文的《日本宪法义解》，开启了民间翻译宪法典之风。新中国成立后，民间的宪法典翻译工作向精细化、全面化发展。1964年，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在法律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世界各国宪法汇编》(第一辑)。1981年，为配合1982年宪法的修改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宪法分解资料》，把主要国家宪法文本进行翻译后，按照主题类型化并加以归类，以便于读者查阅。1997年，姜士林等主编的《世界宪法大全》在青岛出版社出版。现在出版的这部《世界各国宪法》，将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宪法文本悉数译为中文，是迄今为止内容比较全面、系统的宪法文本集。

二、宪法典翻译的价值与功能

翻译宪法文本、研究宪法文本，对于中国的宪政建设和宪法学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今年是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回顾1982年宪法实施30年的贡献、成就与经验，对于我们思考未来中国宪法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意义重大。回顾30年宪法的实施，我们要更加珍惜宪法实施的成就，更加重视宪法文本，用历史和客观的立场评价1982年宪法。在纪念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之际，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宪法》不仅具有纪念意义，对宪法发展与宪法学研究也将产生积极影响。

(一)挖掘宪法典的文化与价值

从清末立宪算起，中国宪法学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其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君主制与共和制、总统制与议会制、集权制与分权制等不同的宪法体制粉墨登场，促生了不同的宪法文本，这些文本借鉴了其他国家的宪法典，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同国家的文化与传统。翻译和整理宪法文本，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客观而扎实的基础，便于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宪法制度和文化的多样性，准确把握宪法的历史背景。

宪法文本是特定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对宪法制度的了解和宪法学的研究应当以文本作为基本出发点。在特定历史阶段产生并施行的宪法，实际上是宪法制度、思想、学说以及社会主体的宪法意识等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不同要素之间既相互影响，又相互推动，形成了宪法文本的多样性。

总之，宪法文化是一种综合的现象，体现在文本中的历史、文化、社会等因素也是综合的、立体的、多样的。面对193个国家多样化的宪法文本，我们需要采取历史的、客观的态度，否则会人为地割裂宪法制度、思想以及文化之间的关联性。

(二)了解国外宪制，推动本国宪法发展

所谓宪法典，就是制宪者通过制宪程序把社会共同体的基本共识写在文本之中，形成本国的宪法。宪法文本就是用文字写下的一种宪法价值体系或者价值表达。阅读宪法文本时我们看到的是文字，但文字承载的是这个国家基本的价值观，展示的是这个国家的宪政制度。借助宪法典，我们可以从总体上把握一国的基本制度及其变迁、国家与公民、权力配置、外交政策、社会基本共识等。

中国的宪法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引进与移植一直是中国宪法学者最为主要的学术工作，西方宪法学知识是中国宪法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立宪主义早已成为现代文明国家普遍认可的价值观。而宪法价值的普遍化、宪法保障方式的多样化，也成为一个国家宪法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同时，也不可否认，学习外国宪法学知识的基本目标是解释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宪法现象，并提供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指导与具体对策，而这必然要关涉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现实。

宪法学研究应该以文本为中心，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我们都要把对文本的理解、解释作为基本内容。熟悉宪法文本，认真地对待文本，有助于发挥宪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丰富宪法运行机制的形式，使宪法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

(三)促进比较宪法学的发展

在中国，比较宪法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植西方宪法理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最早建立的宪法学分支学科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由于学术环境的相对宽松及欧美、日本宪法学思想的熏陶，比较宪法研究盛极一时。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准备与宪法实践的体验，有的学者开始出版比较宪法学的著作，其中，王世杰、钱端升合著的《比较宪法》最具代表性，反映了中国比较宪法学当时的学术水平。

介绍与翻译西方国家宪法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展开比较，而且这项活动本身就是比较方法的一种运用，并构成了比较宪法学展开的一项基础。可以说，早期的中国学者是通过比较宪法和外国宪法来研究宪法理论的，比较宪法和外国宪法的经验与认识成为学者思考中国宪法问题、中国宪法学体系的知识基础与方法论基础，而宪法文本的翻译对比较宪法的研究与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前，比较宪法学已经成为中国宪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宪法学未来发展的思想来源之一。

(四)推动宪法学理论的发展

包括宪法典在内的宪法性法律文本的翻译，对学术界开展学术交流、推动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交流平台。从20世纪初开始，在法律文本的翻译过程中，学术界同时翻译出版了一大批专门介绍西方宪法制度与理论的著作。最初是对西方宪法制度和有关理论的知识背景的介绍，后来逐步发展为系统翻译乃至提炼学术观点并逐渐形成体系。

当时，为了知识引进的需要与扩大学术共同体的影响，学术界还专门成立了一些翻译机构，如译书汇编社、国学社、湖南编译社、闽学会等。西方近代宪法典翻译以及宪法学说的广泛介绍，对中国思想界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为学术界分析社会问题，推进国家建设提供了理论框架与工具，成为当时的志士仁人设计救国方案的参照系。

(五)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