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关于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的认定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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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传播性病罪罪名的准确性


我国《刑法》第360条第1款规定：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卖淫、嫖娼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此规定是为了严禁卖淫嫖娼，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良好的社会风气的需要而作出。根据两高有关刑法分则罪名的规定，此款罪名被规定为传播性病罪。
笔者认为，用传播性病罪来概括条文的罪状是不够准确的，它已超出了该条文罪状所涵盖的内容。笔者建议用“性病患者卖淫嫖娼罪”的罪名来代替现有罪名。
首先，从罪状对主体的要求来讲，罪状要求犯罪主体为已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且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的卖淫、嫖娼者本人，其他人不能构成该罪主体，因此性病患者卖淫嫖娼罪能从直观上体现出主体的范围。而传播性病的行为人的范围除上述人员外，还包括其他具备上述条件患有严重性病的卖淫、嫖娼者以外的人，此范围比罪状所要求的主体范围广。
其次，从罪状对主观方面的要求来讲，罪状要求行为人具有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而卖淫嫖娼的故意，至于是否想引起性病传播，不是行为人故意的内容，如果不明知自己患有严重性病而卖淫嫖娼，不构成本罪。所谓“明知”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情形：（1）有证据证明曾到医院就医，被诊断为有严重性病的；（2）根据本人的知识和经验，能够知道自己患有严重性病的；（3）通过其他方法能够证明被告人是明知的。对于严重性病的范围，应由国家卫生主管部门作出具体规定。此外行为人的目的是通过卖淫嫖娼来营利或满足性欲。而传播性病其主观方面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行为人有传播性病的故意，同时还可能具有伤害他人健康的特定犯罪目的；另一种情况是行为人由于过于自信的过失，而使性病传播，但都必须强调行为人对严重性病的“明知”。此主观内容与罪状所要求的不一样。
第三，从罪状对客观方面的要求来讲，罪状客观方面表现为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的人卖淫嫖娼的行为。所谓“卖淫、嫖娼”，是指不特定的男女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体发生了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只有行为人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同时实施了卖淫、嫖娼的行为，才符合罪状的要求。行为人通过其他方法（如通奸等）将性病传播给他人的，不构成本罪。而传播性病客观行为表现为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的人与他人发生关系或通过其他途径传播性病的行为，如接触有传染性病人用过的物品间接传染等，但并不是只要有该行为就构成犯罪，还须行为人有传播的故意或过失，但过失须造成严重后果。所以传播性病的客观行为较罪状要求广。
综上所述，“两高”所规定的传播性病罪罪名，在主客观方面的内容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刑法条文本身的内容，为刑法条文罪状本身无法涵盖，其准确性值得商榷。因此，笔者建议将该罪名改为“性病患者卖淫嫖娼罪”，这样所反映出的主客观内容与刑法条文完全吻合，也抓住了该罪的本质和主要特征。



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检察院起诉科 黄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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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得遗失物应享有报酬请求权

杨涛 陈娟娟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物权法草案第一百一十四条：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自拾得遗失物之日起二十日内通知所有权人、遗失人等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有关部门。


第一百一十五条：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知道所有权人、遗失人等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其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及时发布招领公告。


第一百一十六条：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百一十七条：所有权人、遗失人等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遗失物的保管费等必要费用。所有权人、遗失人等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承诺向拾得人支付报酬。拾得人侵占遗失物的，无权请求遗失物的保管费等必要费用和报酬。


第一百一十八条：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半年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


第一百一十九条：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参照拾得遗失物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我国法律中有关拾得遗失物、漂流物和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规定，最早见于《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接收单位应当对上缴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


此次物权法草案第一百一十四条至第一百一十九条对上述事项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主张拾得遗失物、漂流物和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拾得人除享有要求权利人支付保管费等必要费用外，还享有要求权利人支付占遗失物价值一定比例的报酬的请求权；如果遗失物无人认领归国家所有后，拾得人提出支付费用和报酬请求的，国家有义务支付；拾得人拾得遗失物后不及时通知所有权人、遗失人或送交国家有关部门的，给予相应的民事制裁。


首先，这样规定有助于发挥物权法定纷止争的功能，更加妥当地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如果不规定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一些拾得遗失物的人可以在拾得遗失物后，并不通知权利人或者不送交国家有关部门，权利人在不知谁拾得遗失物的情形下，可能就完全丧失遗失物。而且，即使是在权利人知道谁是拾得人的情形下，也只能请求其返还，法律并没有赋予其更多的制裁措施，拾得人在拾得遗失物没有报酬的情形下，也可能心存侥幸不通知权利人或拒不交出遗失物，引发各种纠纷。此外，拾得人不主动通知与送交，权利人就不得不悬赏寻找遗失物，拾得人依据物权法草案的规定，照样能得到报酬，这样的结果只能徒然增加麻烦。相反，如果规定拾得人有报酬请求权，并且规定其故意不通知和送交的，给予相应制裁，可能使拾得人能积极拾取遗失物，并积极通知权利人或送交国家有关部门，能减少大量的纠纷，让权利人的利益能得到更妥当的保护。


其次，这样规定也无损于弘扬道德风尚。道德与法律具有各自的社会关系的调整范围，只要不危及人类生存的事情，如果是属于道德范畴的事情还是由道德规范去调整。法律只能假设法律的主体是一个尽可能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在现实中，能做到“拾金不昧”并不要求任何报酬的道德高尚的人只能是少数人。因此，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对于一件要付出自己一定精力但不能获得任何报酬的事情，很可能导致行为人“拾金而昧”。而且，如果规定了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这在法律上也仅仅是一种权利而非义务，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道德高尚的人也可以放弃这种报酬请求权而不违反法律。因此，我们可以在道德上弘扬拾金不昧，不要报酬，但是如果有人要求这种报酬也应当满足其要求。


再次，拾得遗失物享有报酬请求权的规定，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中有可资借鉴的立法例。如《德国民法典》第９７１条规定，拾得人有权向受领人请求支付报酬。拾得物之价值在一千马克以下者，其报酬为５％；超过者为价值的３％，拾得动物报酬为其价值的３％。如拾得物仅对受领人有价值者，拾得人的报酬应按公平原则衡量确定。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虽然不可照搬，但也不可忽视其对我们的借鉴价值。


综上?笔者认为，应对物权法草案的第一百一十四条至第一百一十八条进行修改，规定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并增加拾得人拾得遗失物后不及时通知权利人或送交国家有关部门的民事制裁措施。


（作者单位：江西省赣州市检察院、赣州市章贡区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