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实施《国防交通条例》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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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

1987年8月22日，国务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航道管理，改善通航条件，保证航道畅通和航行安全，充分发挥水上交通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作用，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和内河的航道、航道设施以及与通航有关的设施。
第三条 国家鼓励和保护在统筹兼顾、综合利用水资源的原则下，开发利用航道，发展水运事业。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主管全国航道事业。
第五条 航道分为国家航道、地方航道和专用航道。
第六条 国家航道及其航道设施按海区和内河水系，由交通部或者交通部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主管部门管理。
地方航道及其航道设施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主管部门管理。
专用航道及其航道设施由专用部门管理。
国家航道和地方航道上的过船建筑物，按照国务院规定管理。

第二章 航道的规划和建设
第七条 航道发展规划应当依据统筹兼顾、综合利用的原则，结合水利水电、城市建设以及铁路、公路、水运发展规划和国家批准的水资源综合规划制定。
第八条 国家航道发展规划由交通部编制，报国务院审查批准后实施。
地方航道发展规划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主管部门编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实施，并抄报交通部备案。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航道的发展规划，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主管部门共同编制，报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联合审查批准后实施，并抄报交通部备案；必要时报交通部审查批准后实施。
专用航道发展规划由专用航道管理部门会同同级交通主管部门编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九条 各级水利电力主管部门编制河流流域规划和与航运有关的水利、水电工程规划以及进行上述工程设计时，必须有同级交通主管部门参加。
各级交通主管部门编制渠化河流和人工运河航道发展规划和进行与水利水电有关的工程设计时，必须有同级水利电力主管部门参加。
各级水利电力主管部门、交通主管部门编制上述规划，涉及运送木材的河流和重要的渔业水域时，必须有同级林业、渔业主管部门参加。
第十条 航道应当划分技术等级。航道技术等级的划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主管部门或交通部派驻水系的管理机构根据通航标准提出方案。一至四级航道由交通部会同水利电力部及其他有关部门研究批准，报国务院备案；四级以下的航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报交通部备案。
第十一条 建设航道及其设施，必须遵守国家基本建设程序的规定。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能交付使用。
第十二条 建设航道及其设施，不得危及水利水电工程、跨河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安全。
因建设航道及其设施损坏水利水电工程、跨河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给予赔偿或者修复。
在行洪河道上建设航道，必须符合行洪安全的要求。

第三章 航道的保护
第十三条 航道和航道设施受国家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侵占或者破坏。交通部门应当加强对航道的养护，保证航道畅通。
第十四条 修建与通航有关的设施或者治理河道、引水灌溉，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通航标准和技术要求，并应当事先征求交通主管部门的意见。
违反前款规定，中断或者恶化通航条件的，由建设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并在规定期限内负责恢复通航。
第十五条 在通航河流上建设永久性拦河闸坝，建设单位必须按照设计和施工方案，同时建设适当规模的过船、过木、过鱼建筑物，并解决施工期间的船舶、排筏通航问题。过船、过木、过鱼建筑物的建设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在不通航河流或者人工渠道上建设闸坝后可以通航的，建设单位应当同时建设适当规模的过船建筑物；不能同时建设的，应当预留建设过船建筑物的位置。过船建筑物的建设费用，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应当由交通部门承担。
过船、过木、过鱼建筑物的设计任务书、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必须取得交通、林业、渔业主管部门的同意。
第十六条 因紧急抗旱需要，在通航河流上建临时闸坝，必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旱情解除后，建闸坝单位必须及时拆除闸坝，恢复通航条件。
第十七条 对通航河流上碍航的闸坝、桥梁和其他建筑物以及由建筑物所造成的航道淤积，由地方人民政府按照“谁造成碍航谁恢复通航”的原则，责成有关部门改建碍航建筑物或者限期补建过船、过木、过鱼建筑物，清除淤积，恢复通航。
第十八条 在通航河段或其上游兴建水利工程控制或引走水源，建设单位应当保证航道和船闸所需要的通航流量。在特殊情况下，由于控制水源或大量引水影响通航时，建设单位应当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协商，合理分配水量。
第十九条 水利水电工程设施管理部门制定调度运行方案，涉及通航流量、水位和航行安全时，应当事先与交通主管部门协商。协商不一致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
第二十条 在防洪、排涝、抗旱时，综合利用水利枢纽过船建筑物应当服从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统一安排。
第二十一条 沿海和通航河流上设置的助航标志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在沿海和通航河流上设置专用标志必须经交通主管部门同意；设置渔标和军用标，必须报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禁止向河道倾倒沙石泥土和废弃物。
在通航河道内挖取沙石泥土、堆存材料，不得恶化通航条件。
第二十三条 在航道内施工工程完成后，施工单位应当及时清除遗留物。

第四章 航道养护经费
第二十四条 船舶、排筏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内河航道养护费。
内河航道养护费的征收办法，由交通部、财政部共同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五条 经国家批准计征港务费的沿海和内河港口，进出港航道的养护费由港务费开支。
第二十六条 专用航道的养护费，由专用部门自行解决。
第二十七条 对征收的航道养护费和中央、地方财政拨给的航道事业费，必须贯彻统收统支、专款专用的原则。

第五章 罚 则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县以上交通主管部门可以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罚款的处罚。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交通主管部门的处罚不服的，可以向上级交通主管部门提出申诉；对上级交通主管部门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又不履行的，交通主管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应当受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航道”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江河、湖泊、运河内船舶、排筏可以通航的水域。
“国家航道”是指：（一）构成国家航道网、可以通航五百吨级以上船舶的内河干线航道；（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常年通航三百吨级以上船舶的内河干线航道；（三）沿海干线航道和主要海港航道；（四）国家指定的重要航道。
“专用航道”是指由军事、水利电力、林业、水产等部门以及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自行建设、使用的航道。
“地方航道”是指国家航道和专用航道以外的航道。
“航道设施”是指航道的助航导航设施、整治建筑物、航运梯级、过船建筑物（包括过船闸坝）和其他航道工程设施。
“与通航有关的设施”是指对航道的通航条件有影响的闸坝、桥梁、码头、架空电线、水下电缆、管道等拦河、跨河、临河建筑物和其他工程设施。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由交通部负责解释。交通部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

(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 李 强)


论文提要：
《合同法》中对于无效合同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没有作出相应规定，从而造成理论派和务实派之间对此争论不休，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适用的标准也不一致。文章从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如何确定诉讼时效以及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所产生的请求权三个方面进行理解和分析，意在规范对无效合同的处理起抛砖引玉作用。
以下正文：
所谓无效合同，是相对于有效合同而言的，它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在内容和形式上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应确认为无效。①无效合同属绝对无效，自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我国《合同法》中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体现在第52、56、57、58、59条当中，但其中没有涉及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无效合同是否涉及诉讼时效就成为大家争辩不休的问题，笔者也试对此谈谈自己一点肤浅的认识，意在抛砖引玉。
《合同法》中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实为两个部分：一为无效合同的确认，第五十二条中明确规定以下情形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近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为无效合同确认后相关事宜的处理，包括请求返还财物、赔偿损失、财物收归国家及返还集体或第三人。当事人要想通过确认无效合同进行救济，首先必须诉请对合同进行无效确认，然后才能请求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的救济。因此，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体现在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如何确定诉讼时效以及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所产生的请求权三个方面。
一、合同无效确认应当受诉讼时效约束
实践中，对于确认合同无效，在提起方式上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进行诉讼或申请，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另一种是在审理或仲裁过程中，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主动审查合同效力，认为合同符合《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有关无效情形，确认合同无效。
对于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诉讼时效的约束，目前在理论界和务实派之间存在不同的观点。
理论界普遍认为，无效合同因其具有违法性，对无效合同实行国家干预原则，法院和仲裁机构均应主动审查并确认合同无效，而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这种观点为之“否定说”。而务实派则对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持肯定态度，这种“肯定说”观点认为，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合同当事人对于其行为的违法性应当知晓。《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根据该条规定，确认合同无效也同样具有诉讼时效。因此，确认合同无效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②
理论界的“否定说”，只是以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这一点来确定其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明显脱离实际，也与法律规定不符。对于“肯定说”，虽然法律未作具体规定，但有相应法律根据，也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原则，因此，笔者作为一名司法实践者，同样认同“肯定说”，无效合同的确认应当受到诉讼时效的约束。
(一)、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有法律依据。
对于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在我国的《合同法》中没有规定，但仍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因很简单，《合同法》仅是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我国的《民法通则》在目前尚无完整“民法典”的情况下，充当了总则的角色。因此，《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合同法》应当遵循。
纵观《民法通则》第七章和有关诉讼时效的法律法规，对于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情形，只有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0条“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 、 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有明确规定，而这则司法解释仅适用于未授权给公民、 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除此之外，再无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其他情形，既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当然也不能凌驾与此之上。因此，无效合同的确认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而主张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没有法律依据。
(二)、从无效合同的违法程度来看，也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从侵犯客体来讲，包括刑事违法行为即犯罪行为、行政违法行为和民事违法行为，一般认为，这三种违法行为中，犯罪是应受刑罚处罚的严重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最大，比其他两种违法程度要严重得多。我国《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据此规定，国家对于最严重的违法行为进行干预和处罚，都有追诉期限限制，超过此期限，除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认为必须追诉的以外，其余犯罪行为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该犯罪行为应当给予的刑事处罚得到免除。《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然而，无效合同之所以无效，正是由于合同本身存在违法性，但属于民事违法范畴，其违法的严重性远远小于刑事违法，国家对最严重的刑事违法行为都规定了追诉时效，超过追诉时效则放弃对其责任追究，对于违法性较轻的民事违法行为也就无需无限期进行干预和追究责任。如果认为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行政违法行为经过二年、罪当死刑的犯罪行为经过二十年就不再受法律的追诉，只对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永远都要接受法律的处罚，显然违反了法律体系理论中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原理。因此，对于无效合同违法性的干预，应当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三)、确认无效合同请求保护合法权益，仍应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
从表面上看，诉讼时效是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期间规定，其保护的对象是合法民事权利，而无效合同本身具有违法性，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不具合法性，不应受到保护。但是，这种看法具有片面性。众所周知，任何事物都有对立的一面，正是因为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它也会造成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只不过被侵害的对象不仅仅限于合同另一方当事人，还可能是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既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完全可以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后行使请求保护权。如果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时效限制，权益被侵害者可在任何时候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也就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两年后行使请求保护权，这与《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明显相抵触，实为不妥。
(四)、确认合同无效最终归于行使实体上的请求权。
“否定说”观点认为：诉讼时效适用的标的限于请求权，亦即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该请求权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主张合同无效或确认无效的权利并非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③故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最重要一点----确认无效合同的目的。根据请求主体不同，确认合同无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二是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对于合同当事人来说，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不履行或不再继续履行合同和挽回损失；对于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则是因为该合同损害了自己的利益，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从而达到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目的。如果单纯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涉及其他请求权，那么，确认合同无效后，不会产生任何作用，也不会对请求人及相对人产生任何影响，显然失去了确认其效力的意义。因此，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非仅仅是在程序上确认合同效力问题，而是最终归于请求人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这一实体意义的请求权。由此可见，无效合同的确认仍归于实体意义的请求权，同样符合诉讼时效的规定。
(五)、确认无效合同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并非超过诉讼时效合同性质就发生改变。
理论派的“否定说”认为，如果承认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的限制，那么就会使本属无效的合同，由于超过诉讼时效没有确认其无效，从而该合同就变成有效，非法取得的财产就变成合法，这也是这种观点的立足之点。其实，对于这种观点无需更多的驳斥，稍具法律知识者都应认为是无稽之谈。如前所述，犯罪行为具有追诉期限，超过追诉期限则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此时，难道我们会认为犯罪行为就变成合法的吗？答案当然是“不”，该犯罪行为不再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基于超过了追诉期限，而并非由此转变为合法行为。就拿一般侵权案件来说，当事人由于遭受不法侵害，致使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如果权利人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人民对其所遭受侵害的合法权益不再保护，从而丧失胜诉权，我们同样不能认为，侵害者没有承担相应责任，是因为其侵害行为已经变为合法行为。因此，违法的始终违法，即使未被追究和干预，其性质是不会改变的，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也不会引起合同性质的改变，此种想法完全是杞人忧天。
(六)无效合同受诉讼时效限制，有利于规范对无效合同的处理。
在司法实务中，处理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时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处理结果往往不能象处理有效合同一样能够充分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如果再加上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的约束，可以随时主张，那么，处理无效合同的随意性就更大了。有效合同要受到法律规定的种种制约，而无效合同却可以为一方当事人利用无效合同牟利大开方便之门，有损司法公正。无效合同同样也需要及时了结，这符合法立法的基本精神与原则，也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立法的目的。④　
二、如何确定无效合同的确认的诉讼时效
既然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就应遵循《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其期限应为一般诉讼时效，即二年。但是，对于确认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从何时起计算，则不能简单按照有效合同进行确定。有效合同的诉讼时效，一般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而无效合同则应当根据请求确认的主体不同而不同。
如前所述，合同无效的确认有两种情形：一是当事人或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另一种是在处理合同纠纷中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依职权确认合同无效，即国家干预。对于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依职取确认合同无效，必然是在订立无效合同后，合同当事人认为合同有效，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纠纷，合同当事人一方提起诉讼或仲裁。这种情形由于当事人是把无效合同当为有效合同，其提起诉讼或仲裁完全是按有效合同进行，即在合同履行届满后两年内提起，这时提起的诉讼或者仲裁不会涉及需要确定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的问题，因此，对此种情形不再累述。
对于另一种情形，根据请求确认无效的主体不同，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二是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
(一)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
无效合同自始无效，从订立之日起就不具法律约束力，那么，无效合同的确认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是从订立合同之日起计算，还是从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笔者认为，应当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其理由为：
1、如果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从合同订立时计算，对合同履行期限超过两年的，而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两年后履行期限内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则因超过诉讼时效其请求得不到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支持，那么，合同当事人还得按无效合同继续履行，这样就真的会出现不合法的合同变成合法的合同的情形。
2、按照《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按照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阶段不同，分为三种情形：一是合同订立后尚未履行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二是合同正在履行中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三是合同履行完毕后请求合同无效。前两种情形的出现，其前提应该是已经知道权利被侵害，才可能提出合同无效的确认请求，没有侵害一方当事人主动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情况出现，因此，这两种情形也不涉及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的问题。而第三种情形，即合同履行完毕后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从无效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是否符合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规定。既然作为合同当事人，就应当对所订立合同负责，完全负有审查合同是否有效的义务，从合同订立到合同履行一般都有一个过程，在履行中或在履行完毕时就应当知道合同是否有效或自己的权利是否受到侵害。因此，确认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从无效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这完全符合《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同时与处理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一致，既维护了法律的统一性，又能起到规范当事人合同行为的作用，还是一种对订立无效合同的惩罚。
(二)、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
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包括因无效合同致使利益遭受损害的集体和其他人，其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必然是基于其利益遭受损害，而这类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完全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办理，即从遭受损害的集体和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再予以保护。
此外，还有一种情形可能导致无效合同的确认，即无效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这种情形只要来自于国家干预，由于无效合同侵害的是国家财产，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0条：“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的规定，也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因此，笔者认为，无效合同的确认的诉讼时效，归结起来应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为两年。合同一方当事人请求的，应当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请求的，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损害国家利益的，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三、合同宣告无效后产生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和第五十九条：“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的规定，确认合同无效后产生的请求权享有的主体有三类：一是合同当事人；二是利益遭受损害的集体和第三人；三是国家。
(一)合同当事人在合同确认无效后的请求权。
这里所指合同当事人的请求权，应当仅为在确认合同无效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没有作出相应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处理，合同当事人在事后请求对方返还或赔偿。对于此类情形，当事人在合同被确认无效时就知道其利益遭受损害，因此完全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该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两年。
(二)利益遭受损失的集体和第三人的请求权。
前面已述，利益遭受损失的集体和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类情形的请求权一般在确认合同无效时一并主张。这里所称的利益遭受损失的集体和第三人的请求权，是指确认合同无效不是由集体或者第三人提起的情形，而此种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也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即集体或者第三人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两年，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三)对于损害国家的利益的情形，由于是实行强制干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在确认合同无效的同时，就应当一并将当事人因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这种情形不再涉及请求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