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13年中央企业开展全面风险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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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1996年3月28日，财政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
现将《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望及时告我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将在近期内，对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一次普查，并按本暂行办法的规定进行整顿，尽快使中国会计市场的对外开放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附件：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是经中国政府批准的、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或境外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合作外方）与境内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合作中方）在中国境内合作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合作所）。合作所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第三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规定，合作所必须加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成为其团体会员，并接受其自律管理。
第四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规定，合作所设立的批准机关为财政部。
第五条 财政部授权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办理审查、批准以及监督、管理合作所的有关事务。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可授权合作所所在地的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对其日常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章 合作所的设立
第六条 申请举办合作所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合作外方：
1．具有先进专业技术和良好的信誉；
2．年收入不少于2000万美元；
3．审计专业人员不少于200人。
（二）合作中方：
1．在国内同行业中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较好的服务信誉；
2．与原挂靠单位在职能、人员、财务上脱钩；
3．具有从事执行证券业务的相关资格；
4．年收入不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
5．审计专业人员不少于100人。
第七条 申请成立合作所的程序：
（一）通过合作中方所在地的省级财政部门向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提交下列申请文件：
1．申请报告；
2．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的批复；
3．合作双方签定的合作协议；
4．合作双方签定的经营合同；
5．合作双方签定的合作所章程；
6．可行性分析报告；
7．拟任董事会成员的有效证明及其简历；
8．拟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有效证明及其简历；
9．拟加入合作所的中国注册会计师人员名单、简历及有关证件复印件；
10．办公场所租赁协议或使用权证明文件；
11．中、外各方合法开业证书副本；
12．中、外双方出资证明。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接到上述申请文件后进行审查，并报请财政部在30天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二）申请者接到财政部批准的决定后，通过合作中方所在地的省级外经贸管理部门向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报送下列文件，申请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1．申请报告；
2．可行性分析报告；
3．协议、合同、章程；
4．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人选名单；
5．财政部的批准文件。
（三）经批准成立的合作所，应在取得批准证书后1个月内，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税务部门办理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手续。

第三章 合作所的管理
第八条 合作所一经批准成立，即是一个新的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合作所内双方在中国境内均不得以原会计师事务所的名义从事法定的审计业务。
第九条 中国企业境内上市外资股的审计报告，应由中国注册会计师签发；境外承销机构要求境外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只在境外具有效力。所有在中国境内从事的审计业务，均应由合作所统一承揽、统一收取费用、统一进行核算、统一保管档案、统一安排人员。
第十条 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其在中国境内生效的审计报告，应由中国注册会计师签发；境外证券机构要求境外会计师签署的报告，仅在境外具有效力。境外上市企业在中国境内的法定审计工作，均应由合作所统一承揽、统一收取费用、统一进行核算、统一管理档案、统一安排人员。
第十一条 合作所应于每年2月20日前，向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报送上年度承接上市公司审计项目一览表（见附表1），接受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对其执行业务的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合作所应于每年2月20日前，向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报送所有注册会计师名单（见附表2），接受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对其人员变动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合作所主要负责人的变动，应经董事会批准，并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
第十四条 合作所因业务需要聘用外方人员，须经中外双方业务负责人同意，并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见附表3、4）。
第十五条 合作所应按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后续教育的有关要求，制定培训计划，组织培训工作，并于每年2月20日前向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报告上年度培训情况（见附表5）。
第十六条 合作所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应按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要求，统一接受年检。
第十七条 合作所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要求，设立财务会计部门，配备专职财会人员，保持完整的财务会计记录，并按财政部发布的《会计师事务所财务管理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和《会计师事务所会计核算办法》进行日常核算，编制会计报表，依法聘请本所以外的中国注册会计师查帐验证并出具报告。
第十八条 合作所在中国境内从事业务的一切财务收支，均应纳入合作所会计帐目进行核算，并按中国有关税法的要求依法纳税。
第十九条 合作双方应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快合作所向合作外方国际成员所的过渡。本办法实施前已经成立的合作所，其向国际成员所过渡的时间，自本办法公布后，最长不得超过5年。

第四章 合作所的分支机构
第二十条 合作所因业务需要，可以申请成立分所。
合作所的分所，系指在合作所总部所在地以外的省级行政区域设立的分支机构。分所系非独立法人单位，以总所名义对外执行业务，接受总所的监督、指导，总所对分所执行的业务承担责任；分所的主要负责人由合作所董事会任命，并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
分所名称，应采用“总所名称＋地名＋分所”的称谓。
第二十一条 合作所申请设立分所，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总所已达到以下要求：
1．董事会正常运转；
2．中、外方总经理职能正常行使；
3．中方经理级专业人员在全部经理级人员中至少达到50％；
4．总所近3年财务会计工作符合有关财务会计法规的规定；
5．近3年没有违法和违规行为。
（二）分所符合下列条件：
1．有10名以上国家规定职龄以内的中方专职从业人员，其中至少有5名是中国注册会计师；
2．有必须的营运资金；
3．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第二十二条 合作所申请设立分所时，应当报送以下申请文件：
1．申请报告；
2．符合第二十一条所列要求的书面情况报告；
3．董事会对分所主要负责人的任命书；
4．中国注册会计师及双方管理人员名单、简历及有关证明；
5．办公场所的产权或使用权证明文件。
第二十三条 分所的申请与批准程序与总所相同。
第二十四条 设立分所后，其所在地的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常驻代表机构应在3个月内撤销。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1—5（略）


论邓小平法治思想对法院审判工作的指导意义

倪 学 伟

一、导言：中国法治史与邓小平法治思想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而存在的一种治国理念和方略，它以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权力分立与制衡等为特征，其最高价值目标是在民主的基础上确保人的尊严与自由。法治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依靠民主的法律治理国家，是迄今为止人类史上最好的治国模式。
历史上的中国并没有法治的传统。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和法家思想中都缺少一点现代意义的法治精神，亦即从五千年文明史中很难挖掘出“中国特色”的法治遗存。翻开史书，我们所见到的儒家治国之道“德主刑辅”、“刑不上大夫”、“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封建社会伦理纲常，其强调的是专权与臣服，所要建立的是一种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等级特权社会。即便是法家的“以法为本”、“刑无等级，法不阿贵”、“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等主张，也是建立在君主专制而非民主制度基础上的，君王享有无尚的权威，“君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实质上与儒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家天下的人治思想一脉相承。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等法治社会的精华与内核不可能孕育于专权社会的腐朽之中。
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迫于救亡图存的压力，在清末“修律”的基础上，广泛抄袭西方国家主要是德、日两国的法律，制定了形式上较为完善的“六法全书”，但国民党的反动阶级本质决定了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邓小平以一代伟人的睿智，对中国法治建设历史洞中观火，一针见血地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1]我们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建设法治国家的，这决定了中国法治之路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漫长性。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时间，基于领导者的失误，先后出现了反右扩大化和十年“文革”大浩劫，依法定程序选举的国家主席竟因一张大字报而被剥夺人身自由，最终含恨而死。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判，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2]。法律虚无主义和法律无用的观点登峰造极。所以，这一段时期，中国基本上是没有法治可言的。
邓小平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伟大的奠基者、英明的开启者和艰辛的推动者。中国法治建设真正开始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邓小平在这次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第一次有效地吹响了法治建设的号角，中国从此终于走上了循序渐进且又是坚定不移的法治建设之路。邓小平对如何建设法治国家作了如下权威而经典的阐述：“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3]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贯彻邓小平法治思想的逻辑结果。
法治是人治的对立面，法院作为和平时期保障正义、公平和市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和平年代“最后一个讲理的地方”，法院审判工作的好坏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其中的法治思想以逻辑缜密、结构严谨、高屋建瓴、气势磅礴而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邓小平法治思想可以高度概括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其核心是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今天，以邓小平法治思想指导法院审判工作，并以此开创法院审判工作新局面，这不仅是21世纪中国法院审判工作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贯彻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二、有法可依：法院审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是正义的看护人和法律的执行者。我国乃承继了罗马法传统的成文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法律不同的是，判例在我国不具有法律渊源的作用，不能以判例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法官必须以国家颁布的成文法作为审判案件、判断是非的标准，不允许“法官立法”、“法官造法”。这决定了法院审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是有法可依，即首先要有比较完善的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以使法院审判工作有章可循。
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制定和颁布了宪法、婚姻法、土地法等基本法律，并有了比较周详的立法规划。但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转向，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即逐步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泥淖中，立法工作被废止，律师制度被取消，司法部和国务院法制局被撤销，公、检、法三机关合署办公并进而砸烂公、检、法，停办政法院校。其结果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法律体系未有效建立，法治建设基本上一片空白，刑法、民法、诉讼法等最基本的法律仍然付之阙如，就连国家的根本大法几经修改后，也仅是徒具“宪法”之名的“继续革命”纲领而已。
在百废待举、工作千头万绪之时，邓小平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4]，从而为法治建设的基础工作——立法工作指明了方向，规定了任务。在如何立法的具体问题上，邓小平虽不是一个法学家，但他以政治家的敏锐，根据当时法律一片空白和社会急需法律的现实，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了尽快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的可行之路：“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通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5]我们正是按照邓公的这一立法思路，开始了改革开放后最初10年的立法工作，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立法成果。刑法、民法通则、刑诉法、民诉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三资企业法、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得以制定和颁布实施，尽管这些法律一般都比较原则，缺乏较强的可操作性，并带有较多的计划色彩，但以历史的眼光看，它们仍然满足了那一时期法院审判工作的需要，极大地推动了法院审判工作的开展。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又一历史新时期。如何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这一紧迫问题，现实地摆在了中国立法者面前。这一时期的立法，充分吸收了专家学者的意见，更多地援用了国际通行做法，并借鉴了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现出了立法方面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姿态。立法机关开足马力制定法律，其立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目前，我国典型的市场经济立法有：合同法、海商法、证券法、票据法、银行法、公司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及新修订的刑法、刑诉法、民诉法等等。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已显雏形。在建立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法院审判工作日益成为全社会所关注的中心和焦点之一，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为法院审判工作有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现在已经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似乎是中国封建社会开明君主所不能逃脱的一个悲剧，究其原因，就是人治的悲剧。根据邓小平的法治建设思想，重视立法工作，将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上升为体现国家意志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法律，并有效地延续下去，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邓小平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6]，即人治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中国才能永远欣欣向荣。

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新时期法院审判工作的当然要求和本质规定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完善的法律，只是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础，法律还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得以有效地贯彻执行，才可堪称为法治和法治国家。
有法必依是指一切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武装力量、公职人员和公民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以宪法和法律作为自己行动和活动的指南与准则，依法办事。邓小平指出：“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7]有了较为完备的法律后，主要的工作就要放在法律的执行上，即有法必依。如果法律制定出来，却束之高阁，成为摆设品和展览品，纯属为制定法律而制定法律，那么法典律章即便汗牛充栋、不可胜数，也只是废纸一堆罢了。对于法院审判工作来说，有法必依意味着一切案件的审理和判决，都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都应该而且必须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审判权，不能以情况特殊为由拒绝适用法律。同时，有法必依还意味着法院审判案件必须准确适用法律，即在弄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适用恰当的法律和法律条文，杜绝适用法律带有较大随意性的危险倾向。那种案件事实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及其条文之间貌合神离、似是而非甚至于张冠李戴，使当事人对法院判决不知所云的做法，表面看也是在依法办事，但其实质却是对世人所仰慕的法律的一种恣意妄为，是对神圣法律的可耻亵渎，与有法必依背道而驰。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运动和法治启蒙与法治建设的初步实践，在目前法院审判工作中，敢于公然不依法审判的，已基本不覆存在，但假借法律之名，行枉法裁判之实的，却并没有完全绝迹。这既有审判人员法律素养不足的原因，也有贪赃枉法、徇私枉法之徒的胆大妄为因素。即使是审判人员法律修养不足而导致的适用法律不准确，也是与法治原则悖逆的，在当前司法公正的呼声中这样的审判人员当然没有存在余地，而故意枉法之审判人员被绳之以法则应是法治原则的题中之义。
执法必严是指严格依法办事，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不允许背离法律执法、司法。对于法院审判工作，执法必严意味着审判人员一定要忠实于宪法和法律，忠实于国家和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做到执法必严，就要求审判人员应有以下基本的素质：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公正执法和裁判，刚直不阿，坚决反对和杜绝各种司法腐败现象；熟练掌握并运用实体法和程序法，掌握与审判工作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其他知识，不断提高司法水平；求实务实，严谨细致，大力提高工作效率，反对和防止形式主义。邓小平对如何做到执法必严有许多重要指示，如“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8]“对于一些严重的破坏活动，不仅要打击一次，而且要打击多次。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9]。执法必严，关键在于严格依法办事，严格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执法、司法，不因执法对象的身份、地位、级别等不同而有所差异，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执法必严的内在要求。执法必严不是指执法严厉或严刑峻法，当然也不是法外开恩或法内施惠，正确的做法是：法律怎么规定的就依法怎么处理，即依法办事就是执法必严。有关法院对大贪官成克杰、胡长清处以极刑，不因他们位高权重而网开一面，这就是执法必严的典型。在法院审判工作中有一种倾向，即一强调执法必严就在法律规定范围之上加大处罚力度、法外施刑。实际上这不是执法必严，而是违法审判，属枉法裁判的范畴。
违法必究是指对一切违法的和犯罪的行为都须依法平等地予以追究和制裁。违法必究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要求之一，是法律、法规得以有效贯彻实施的重要保证，也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必然结果。法律与其他行为规范如道德、宗教、族规、党纪等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强制性规范，在社会生活中必须得到贯彻执行，若有违反，就须予以强力校正。因此，违法必究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没有这一保障，所有的法治建设工作都可能化为乌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将可能只是理想中的乌托邦而已。对法院审判工作而言，违法必究应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各种违法的和犯罪的行为必须依法予以追究，既不心慈手软，也不心狠手辣；二是对法院司法时自身的违法行为，也须予以追究，不能对自身违法行为网开一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将违法必究狭义地理解为仅是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和追究，违法必究还包括了对违反民事法律、商事法律、行政法律和程序法律的行为的追究。譬如，《合同法》规定，合同行为应贯彻合同自由、当事人地位平等和意思自治原则。合同有效成立后即成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双方都有依约善意履行之义务，若一方违反合同约定，另一方则有权通过法院追究违约方的责任。这种依合同追究违约方责任的做法，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或可称之为广义的违法必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后一种形式的违法必究将更为普遍，它将成为与追究犯罪行为同等重要的法院审判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