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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交叉，保险公司逐鹿定损权

齐艳铭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52）

法制日报2005年9月8日第4版刊登了一篇题为《两车相撞由哪家保险公司定损为准》的案例，说的是两车相撞后，原被告争论的一个焦点便是哪家保险公司拥有定损权。该文认为“一桩车祸索赔诉讼暴露出法律规定漏洞”。然而，在笔者看来，法律并无漏洞，本案定损权之争的背后是利益的纷争。如何平衡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需要综合地运用保险和法律的基本原理。由于本案尚未审结，本文只能试图仅就现有资料剖析该案的保险责任交叉及相关法律问题，以期能够对实践工作有所助益。
两车相撞：定损金额起纷争
2004年6月15日，苏州某公交车在行驶途中发生车祸，与另一辆同路行驶的车辆发生碰撞，致使公交车上一名乘客当场受伤。事故发生后，公交车为了能早日修复营运，就及时通知了自己车辆投保的平安保险公司对被撞车辆进行定损，并进行了维修。当时平安保险公司定损该车修复各项目总和为5652元。后经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该起车祸中，一辆挂靠在苏州荣顺运输代理有限公司的车辆驾驶员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为此，公交公司认为自己车辆所受到损失，理应由责任车辆所在公司来承担，便于8月11日将运输代理公司及其车辆投保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沧浪支公司告上法院，要求其赔偿汽车修理费用。可是没想到，公交公司的诉请却遭到了运输公司的质疑。
9月7日，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人保公司苏州沧浪支公司当庭就对平安保险公司的定损金额发生质疑。他们认为既然公交公司要根据运输代理公司肇事车辆所投保的第三者责任险向他们索赔，就应该及时通知他们公司对公交车进行定损，而不应该由公交公司通知自己投保的保险公司进行定损。对此，公交公司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他们的车是被对方撞坏的，车辆造成的损失当然要通知自己投保的保险公司，况且当时要及时找到对方车辆的保险公司还要收集材料耽误时间，他们的公交车还要继续使用需要及时修理，通知自己投保的保险公司合情合理。再者同是保险公司，定损都是由专业人员负责的，他们的定损金额应当是合理的。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定损权利：各家公司应平等
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便是哪家公司拥有对事故的定损权。所谓定损，又称损失核定，是指保险理赔人员在分清保险责任的基础上，会同事故车方及事故有关当事人依据保险单、条款和法规，通过平等协商进一步确定事故车辆及相关的财产损失，核定事故中人员伤亡的费用，以及进行损余物资作价处理等事项的工作。
我国保险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做出核定”。一方面，该条要求保险人在定损时须负及时性的义务。另一方面，独立自主地定损还应该是保险人的一项权利。定损环节是保险人确定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重要事实依据，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是无权干涉的。因此在法律上，各家保险公司的定损权利应该是平等的。
诚如法制日报报道地那样，“对于两车相撞到底该通知哪辆车辆的保险公司来定损，法律上并无强行规定”。因此，本案各方当事人便陷入了认识上的误区，原告认为应该通知平安保险公司定损，被告认为应该通知人保公司定损。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此陷入了一场关于定损权的争夺战。
笔者认为，这种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在法律上，既然各家保险公司的定损权利是平等的，那么，出险后各家保险公司均有权进行定损。如果法律规定了某一家保险公司拥有终极定损权，势必侵害了另外一家保险公司的权利。因此，认为需要填补“法律规定漏洞”，从而机械地规定某一家保险公司具有终极定损权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尽管如此，本案被告人保公司的抗辩理由并不具有说服力。人保公司认为“既然公交公司要根据运输代理公司肇事车辆所投保的第三者责任险向他们索赔，就应该及时通知他们公司对公交车进行定损，而不应该由公交公司通知自己投保的保险公司进行定损。”其理由与原告如出一辙，也停留在定损权的争夺上。其实，公交公司不可能知晓对方车辆所投保的是哪家公司，因此让公交公司履行向人保公司及时通知的义务是不现实的。
保险交叉：赔偿责任落谁家
本案还涉及到保险原理中的责任交叉问题。肇事方运输公司在人保公司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公交车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辆损失保险，二者的交叉在于不同的投保人分别作了不同险种的保险安排。不同险种的责任承担顺序又是怎样的呢？最终的损害赔偿责任又应该由哪家保险公司来承担呢？按照保险理赔的一般原理，此时应该由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承担责任。
究其原因，在于损害事故发生后，受害方公交公司面临着两个请求权，即基于侵权行为而产生的向肇事方交通公司提出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及基于保险合同而产生的向平安保险公司提出的保险补偿请求权。根据请求权竞合的理论，受害方也即本案原告只能选择行使其中一项请求权。如果受害方选择了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肇事方的责任最终要归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如果受害方选择了保险补偿请求权，其必须向承保机动车辆损害险的保险人让渡其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机动车辆损害险的保险人自赔偿受害方之日起便取得了向侵权责任人追偿的权利。其行使追偿权的后果，是肇事方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最终的赔偿责任还是要归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综上所述，发生本案保险交叉情形时，赔偿责任最终将由承保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承担。
本案原告向肇事方公交公司提起民事诉讼，说明其已经放弃了向平安保险公司请求保险补偿的权利。其能够得到救济的唯一途径便是向肇事方运输公司请求侵权损害赔偿。当然，最终的赔偿责任，一般来说是要归属于人保公司的。
至于平安保险公司核定的5652元的损失金额是否合理，笔者认为应由被告负担举证责任。如果被告不能证明上述损失金额的不合理性，那么法院将会判决被告赔偿原告5652元损失。唯须明确的是，此时法院采纳平安保险公司定损金额的依据，并非什么“以哪家保险公司定损为准”，而是由于被告在诉讼中承担了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使然。

本文发表于《中国保险报》2005年9月16日第6版案例版。

作者简介：

齐艳铭：男，律师资格。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理事、兼职研究员。曾在国家邮政局系统工作，并担任中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法律顾问。现供职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近年来，在《保险研究》、《中国物流与采购》、《铁道货运》、《空运商务》、《中国邮政》、《现代邮政》、《物流》、《中国电子与网络出版》等国家级刊物发表文章20余篇。
电子邮件：qiyanming@126.com 或qiyanming@picc.com.cn



从一则案例中谈民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
作者：福建省福州市张涛 QQ在线咨询：175970250
近期笔者得知一个趣闻：某劳动者通过邮寄的方式书面向某企业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该企业在收到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后，亦向劳动者发出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
可以说，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炒对方鱿鱼的事情在每时每刻都有发生，但是互炒鱿鱼的行为先后发生的事情鲜见。
那么究竟本案例中，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生效呢？
笔者认为，“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不是是否生效的问题，而是该民事行为是否成立的问题。
我们知道，民事行为生效的要件有二：其一，民事行为成立，其二，该成立的民事行为没有《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所列之情形。特殊的“订立合同”，则以没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为具备法律效力的前提。
也就是说，民事行为成立并不是民事行为生效的充分条件，而是民事行为生效的必要条件；但是没有民事行为成立，根本谈不上民事行为生效。
那么民事行为的成立要件是什么的？
在我国，民事立法确认民事法律行为可采用的形式包括：明示形式和默示形式两大类，其中后者应以法律规定或者双方约定为前提。《民法通则》第五十六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规定是特定形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
但无论以何种形式，民事行为的成立，必然有三大基本要素：
1、民事主体的存在；2、民事客体的具备；3、民事主体与民事客体之间形成主宾关系。（这就好比“主谓宾”的关系一样）
在前面的案例中，劳动合同已经由劳动者解除在先，用人单位想解除劳动合同之时，解除客体（劳动合同）已经不存在，故其解除劳动合同的民事行为因缺乏必要的民事客体而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