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河北省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管理条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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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侨办 国家人事局 等


国务院侨办、国家人事局、国家劳动总局、财政部、公安部关于归侨、侨眷职工出境探亲待遇问题的通知
国务院侨办、国家人事局、国家劳动总局、财政部、公安部



根据国务院国发〔1981〕36号《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和对归侨、侨眷“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原则，考虑到归侨、侨眷职工出境探亲，有受前往国家和地区的入境限制，相距路程远、筹措外汇困难等实际问题，现将他们出境探亲待遇通知如
下：
一、归侨、侨眷职工出境探望配偶，四年以上（含四年）一次的，给假半年；不足四年的，按每年给假一个月计算。
未婚归侨、侨眷职工出境探望父母，四年以上（含四年）一次的，给假四个月；三年一次的，给假七十天；一年或两年一次的，按国务院国发〔1981〕36号文件的规定给假。
已婚归侨、侨眷职工出境探望父母，每四年给假一次，假期为四十天，不予累计。
归侨职工回国参加工作十年以上，以往没有出境探亲或因私事出境，也没有在国内（内地）会见从国外或港澳回来的配偶和父母的，第一次出境探亲，可给假半年；以后再次出境探亲，按上述规定办理。
出境探亲假期，是指与配偶、父、母团聚的时间，包括公休假日和法定节日。另外，按实际需要给予路程假。
归侨、侨眷职工出境探亲一般不得续假，如确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期返回原单位，本人应向所在单位申请事假。经批准的事假待遇，按国内职工事假的规定办理。
二、凡符合国家规定探亲条件的归侨、侨眷职工出境探亲，其境内段（从工作单位至出境口岸）往返路费，按国务院国发〔1981〕36号和财政部（81）财事字第113号文件的规定报销。境外路费自理。
三、归侨、侨眷职工按国家规定享受的探亲待遇，可用于在国内会见国外（不包括港澳）回来的配偶或父母。如归侨、侨眷职工不能出国探亲（不包括港澳），其配偶或父母又不能回国会亲时，可改探国内的抚养人、配偶的父母，或改为会见国外回来会亲的同胞兄弟姐妹。
归侨、侨眷职工符合在国内会亲或改探条件，其假期和路费，比照国务院国发〔1981〕36号文件的规定办理。即：在国内会见国外回来的配偶或父母的，享受国内探亲的同等待遇。未婚归侨、侨眷职工改探国内的抚养人或改为会见国外回来会亲的同胞兄弟姐妹的，享受国内未婚
职工探望父母的同等待遇。已婚归侨、侨眷职工改探国内的抚养人、配偶的父母或改为会见国外回来会亲的同胞兄弟姐妹的，享受国内已婚职工探望父母的同等待遇。
会亲地点批准在外地的，其路费按职工所在地至第一次见面地点的路程计算；陪同会亲对象旅游、访亲、治病等的路费自理。
四、归侨、侨眷职工在规定的出境探亲假期内，其工资和付食品价格补贴，与国内职工探亲待遇相同。在境外的医疗费自理。
五、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归侨、侨眷职工的探亲待遇，由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参照本通知的规定制定。
六、凡符合国家规定探亲条件和出境条件的归侨、侨眷职工，申请出境探亲，如前往国家和地区不拒绝或不限制我国公民入境，各地公安部门应尽快审批。
七、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过去有关归侨、侨眷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同时废止。
八、本通知除第三条外，均适用于港澳同胞眷属职工。本通知也适用于外籍华人眷属职工。



1982年4月9日
关于建立预防腐败备案机制的设想

王俊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近些年来突飞猛进地发展，经济活动的增加和资金流动频繁催生了腐败的滋生和蔓延，而民众对现存腐败现象的了解多是不全面甚至是过于悲观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影响了生产力的健康发展。如何更加有效地打击腐败，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引导民众建设新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从世界各国反腐败的成功经验来看，注重预防是国际社会治理腐败的基本理念，也是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防治腐败的必由之路。只有更加有效地预防腐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的发生，这既是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提高反腐倡廉工作水平，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有效预防腐败的能力。笔者认为，提高预防腐败的能力，首先要做的就是正确、理性地对当前我国存在的腐败现象做出一个客观、全面的评价，从腐败的产生源头、表现形式、造成的影响、以及在当前经济建设各行各业渗透的深度、广度作出一个定性、定量的分析，这样不仅有助于给反腐败斗争提供真实、有力的现实依据，而且更有助于给民众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从而有力地保证我国经济建设的有序发展。
一、搞清目前腐败的存在形式
如何正确地对目前存在的腐败现象做出正确而客观的评价，从而保证我们能够真正地从爆发腐败的源头上防治腐败，从容易滋生腐败的现行制度上防治腐败，促进我们反腐败工作的顺利开展，首先要了解的就是容易滋生腐败的相关机制。
在当前的社会中，腐败的存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同样也充斥在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由制度引起的腐败更是五花八门。仅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公布的调查结果来看，目前容易发生腐败问题的范围主要有以下几例：

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 导致腐败的原因 相关对策
选 择 性 执 行 任 务 没 有 落 实 执 行 的 法 例 及 不 清 晰 的 政 策 检 讨 法 例 并 制 订 实 际 可 行 的 政 策
滥 用 职 权 监 管 不 足 及 指 示 不 清 执 行 监 督 人 员 问 责 制 度 及 订 下 清 晰 的 指 示 及 权 责
行 政 延 误 繁 复 及 不 必 要 的 程 序 简 化 程 序 ， 订 立 服 务 标 准 及 监 察 进 度
机 密 资 料 外 泄 缺 乏 足 够 管 制 措 施 制 定 适 当 的 机 密 资 料 保 安 措 施
公 众 对 其 权 利 及 义 务 认 识 不 足 政 策 及 工 作 程 序 缺 乏 宣 传 提 高 政 策 工 作 程 序 的 透 明 度

通过以上的分类我们不难看出，导致腐败的原因无非就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及行政政策规定不清，给腐败者提供了规避的机会；二是监管机制不健全或监管不利，缺乏有力的制衡和打击力度；三是繁杂的行政程序及不必要的中转环节，给了腐败者滋生繁衍的有机土壤,也就是说行政手续的线延伸得越长，越容易产生腐败；四是由于对有关政策的宣传缺乏力度，再加上工作缺乏透明度，使民众对政府的行政行为产生“有暗箱操作”的怀疑，导致民众对政府信任度的降低。在刚才列出的项目中，涉及到了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方方面面，因此，国家有必要在一定的经济建设时期内对涉及行政、事业等行业的岗位分门别类地进行摸排，根据该岗位的性质、职能、业务范围、对象人群并结合以往出现的腐败行为个案及腐败发生频率，对各行政、事业等行业的岗位进行腐败指数（相对发生腐败行为的几率）进行评估。然后，国家根据评估的结果，在立法及行政手段上加以调控或制衡（如在基础建设时期，交通建设类的岗位腐败指数较高，尤属交通厅长。有四川、河南等几省市数任交通厅长腐败案为例）。对于经过全面调查后，综合评价认为容易滋生腐败即腐败指数较高的岗位，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对于无必要的行政价值的岗位及环节，可以进行取消；对于权力过于集中的职位，国家可通过行政干预或立法来加以制衡。
二、对腐败现象存在的深度、广度做出正确的评估
腐败犯罪是无形的，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和查处的难度也是最大的，而每件腐败案件的涉案金额和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社会影响也往往是巨大的。因此，这就要求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对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对其存在的深度、广度、以及对经济建设、法制建设、民众心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做出一个客观、全面的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定期向社会公布。使民众对当前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一个清晰、全面的认识，从而增强反腐败的信心，安心地从事经济建设，同时，国家根据评估结果建立有针对性的长效预防机制。这样，国家就可相对地对腐败行为有一个总体的掌控，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预防和控制腐败现象的蔓延，而不再象以前花费了高昂的办案成本却仍总是处于一个尴尬的被动局面。
三、对因腐败所造成的经济及其他方面的损失作出综合评估
腐败的“标的”是经济利益，腐败者因腐败行为获得了非法的经济利益，与之相对应的，国家就因腐败者的腐败行为造成了经济利益方面的损失。相比之下，国家失去的却不只经济利益本身，因腐败行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在一定范围内会对国家的经济建设、法制建设、国防建设以及国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上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又因腐败者或多或少在职时担任一定的公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大大地降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指数，从而影响政府的行政行为，阻碍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因此，国家有必要对因腐败所造成的国家利益方面的损失做出一个客观、全面的评估，以作为国家制定宏观政治、经济政策的参考指数，同时也作为制定防腐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四、理性深层次地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建立普遍性的防腐备案机制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纪委报告，在分析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指出：“由于诱发腐败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制约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的一些因素还存在，今后一个时期腐败现象仍有可能易发多发，反腐败任务还艰巨繁重。”这两个“一些”耐人寻味、引人深思。由此，我们不防换个角度来考虑，既然导致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么我们不防引入“无赖原则”，按照“无赖原则”设计、制订并逐步完善防腐制度。
在我们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往往设定一个前提：即领导干部的职务越高，就想当然地认为其觉悟越高、素质也越高，在普通民众的潜意识中更是变相地把领导干部“圣人化”了。在这个前提下设计、制订的制度，从经济上不考虑领导干部的利益，而从政治上则把领导干部游离于监控对象之外，于是难免产生“工作并腐败着”的领导干部。正如胡长清所说的“当官当到一定级别，就如同羊进了牛栏，牛栏的缝隙很难防住羊的进出”。
“无赖原则”是英国学者大卫•休谟提出的法制建设原则，其中心思想是：在设计、制订法律和规章制度时，应假设人人都是无赖，除了私利没有其他目的。列宁也曾经说过：“把希望寄托于人的优秀精神品质上，这在政治上是不严肃的。”笔者主张的“无赖原则”，并非对领导干部不信任，而是制度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因此我们从制度上应遵循“无赖原则”，在以上三个方面工作的基础上，建立普遍性的防腐备案机制，对腐败指数较高的职位和人员建立特别腐败备案体系，并加大监督力度，完善预防腐败机制的相关内容。
对腐败的监督制约机制是个系统工程，反腐斗争也不是松一时紧一时，或有了案件加紧反、没有案件整日闲，而应逐步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不能腐败”的防范机制、“不敢腐败”的惩治机制、“不需腐败”的保障机制和“不愿腐败”的自律机制，形成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真正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五、结合国情，不断更新防腐举措，建立切合实际的防腐长效机制
毋庸质疑，腐败现象在现在的国际社会中都是存在的，同时也是影响各国经济发展的“头号”毒瘤。针对腐败现象，各国根据本国不同的情况制定出了切合本国实际的反腐措施。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面对不断变化的腐败形式，我们应如何不断更新反腐举措，来完善我们的反腐长效机制，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国在2003年12月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经过不到两年的积极准备，于2005年10月28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通过后，对我国在国际间展开合作并遣返有关腐败犯罪人员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可以预期，公约将会促进国内相关反腐败的预防、监督机制进一步健全。然而，据笔者的了解，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有明确的条款规定：凡与国家公职人员手中权力有关并由此带来个人法定利益以外的，均属腐败。也就是说，不管这种官员个人利益是有形还是隐形、是即期还是预期，只要这种个人利益的取得与公权有关，且是非法定的，都是公约所规定的腐败行为。而相比之下，在我国对官员腐败行为的界定，虽然在法律上有受贿等罪名，但却远没有上述公约所具备的完备，那么有明确的概念内涵与外延。例如，假如按照公约中对腐败的界定，我国现有官场的“三公”费用，还尚只停留于行政机关的自我规定阶段，且伸缩性还相当大。而这，不仅给反腐败中的罪与非罪认定造成困难，而且即使对有些虽然没有构成犯罪，但仍属腐败的官员行为，也应该设立对应的制度加以预防和监督。所有这些都是新形势下反腐败工作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面对不断变化的新形式、新情况，国家立法也必须不断更新，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