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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论正当行为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中的缺失
--------以社会危害性为视角

欧锦雄


　　近年来，我国有刑法学者对中国刑法学通说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提出了“刑法学知识去苏俄化”的命题，并主张以德日刑法学知识取代现在以“苏俄刑法学知识”为基础而形成的传统刑法学知识。该学者主张对社会危害性理论进行全面清理，并“将社会危害性的概念逐出注释刑法学领域” ①，他主张对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推翻重来，并以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取而代之。②在论证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的缺陷时，该学者指出：在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行为被描述为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而实质上不具有犯罪构成的情形。③这些正当行为是在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以外予以讨论的，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并无其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四要件的犯罪构成并不是犯罪成立的充足条件。因为在具备了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以后，从逻辑上来说还可能因为存在正当行为而被出罪。在这个意义上说，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存在结构性的缺失，这也是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非改不可的原因之一。④
　　对于前述理论主张，笔者持有异议。笔者认为，以苏俄刑法学知识为基础而形成的中国现代刑法学知识具有内在合理性。其社会危害性理论属于根基性的基本理论，在社会危害性视野下，正当行为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之内是可以得到科学的阐释的，正当行为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中的缺失也具有合理性。在本文里，笔者将以社会危害性为视角探讨正当行为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中的阐释问题及其结构性缺失问题，为中国现代刑法学知识作辩护。
　　一、正当行为、社会危害性和四要件犯罪构成的关系
　　为了阐明正当行为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之内具有科学阐释力及其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中缺失的合理性，有必要先阐明社会危害性的基本立场以及弄清正当行为、社会危害性和四要件犯罪构成的关系。
　　（一）社会危害性的基本立场
　　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基本属性，也是犯罪构成蕴含的基本要素。正当行为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中的缺失与社会危害性具有密切的关系。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多处提及社会危害问题，他运用社会危害性观探讨罪刑相称问题，并把社会危害性作为衡量犯罪的标准。他指出，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是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并认为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真理，任何具备中等智力的人都能认识。⑤苏俄刑法学和我国现代刑法学继承了贝卡利亚的社会危害性思想，并以社会危害性为根基建立了完整的刑法学理论体系。社会危害性是行为给社会带来一定不利后果的属性。虽然社会危害性具有抽象性、概括性、可变性和一定的模糊性，但是，社会危害性也是可知的、可判断的，并且具有相对稳定性。社会危害性也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即犯罪主客观方面情况，包括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地点、犯罪时间、犯罪结果、犯罪动机、犯罪目的等方面。社会危害性具有一定可变性，但是，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社会危害并非总是变动不居的，而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⑥社会危害性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上具有较大的功效。社会危害性在刑事立法上具有合理划定犯罪圈的功能，对于无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立法者将其排除于犯罪之外，这种立法限制功能有利于人权保障。社会危害性在刑事司法上具有出罪功能，司法者在审查刑事案件时对于无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和社会危害不大的行为不以犯罪论处，这同样体现了人权保障的理念，体现了实质的合理性（实质正义）。
　　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法定原则并不矛盾。现代罪刑法定原则应体现形式合理性（形式正义）和实质合理性（实质正义），在罪刑法定原则所表述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里，其所称的“犯罪行为”应指法律形式（主要指刑法分则的罪状表现形式）和实质（主要指社会危害性）相统一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具有出罪功能，体现了实质正义。对于无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或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即使其形式上具备了分则的罪状条件，因其社会危害性不符合犯罪的实质要求，也不属于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因此，也不构成犯罪。
　　综上所述，社会危害性是我国现代刑法学中必不可少的概念。它是犯罪概念、犯罪构成理论以及其他刑法理论中必不可少的理论分析要素。我国刑法学体系即是以社会危害性为根基而构建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大厦，如果将社会危害性从我国刑法学中彻底清除出去，那么，我国现有刑法学必将轰然崩溃。在社会危害性视野下，我国许多刑法问题都可得到合理的解释，其中当然包括正当行为的无罪性问题及其在四要件犯罪构成结构性缺失的问题。
　　（二）正当行为、社会危害性和四要件犯罪构成的关系
　　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行为在社会政治上具有正当性。它或是对社会有益的、值得提倡的行为，或是具有社会相当性的、没有危害社会的主观恶性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是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的统一，仅有客观损害而无主观恶性的情形不属于我国刑法上所说的社会危害性。由于正当行为是没有危害社会主观恶性的行为，因此，正当行为和社会危害性的关系是排斥关系。
　　社会危害性和四要件犯罪构成是一种交融关系。犯罪原本是一种事实和价值有机合一的行为。为了全面地把握犯罪，法学家们经过理论研究后，以刑法为依据，人为地将犯罪分解成若干个构成要素。由于分解方法不同，世界形成了三大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其中，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是独具特色的体系。犯罪构成是犯罪规格和模型，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现了形式和实质的内容，也体现了事实和价值的因素。社会危害性是评价犯罪的实质要素，属于价值评价的范畴，犯罪构成四要件是构成犯罪的主客观总和，是认定犯罪的充分必要条件，犯罪构成四要件包含有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内容。笔者认为，在犯罪构成四要件中，每一要件均包含了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因素，社会危害性是交融于每一要件之中的，一般而言，在对每一要件评价时，先对这一要件的事实因素评价，之后要对其价值因素（社会危害性）评价。
　　正当行为是一种排除犯罪性行为，而四要件犯罪构成是正面回答犯罪成立的规格和模型的，其每一要件蕴含着社会危害性的要素，因此，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下，正当行为与四要件犯罪构成的关系是一种结构性的排斥关系，它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里不应有结构性地位，如果将正当行为镶钳于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就会出现画蛇添足之错误。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在后文另有论述。
　　二、正当行为的无罪性在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中的阐释
　　在社会危害性视角下，正当行为的无罪性是可以在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中得到科学阐述的。
　　主张“刑法学知识去苏俄化”的学者认为，在我国及苏联的犯罪构成体系中，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行为是在犯罪构成之外研究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被描述为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而实质上不具有犯罪构成的情形。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之所以不构成犯罪，并不是根据犯罪构成所得出的结论，而是根据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这一实质判断的结果。因此，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与实质上不符合犯罪构成的矛盾是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的重大缺陷。⑦依其观点，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内无法阐释正当行为是不成立犯罪的。
　　笔者认为，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不存在形式与实质的矛盾，恰恰相反，它是形式和实质的统一，从形式上犯罪构成包括了四大要件，从实质上，它要求犯罪构成具有社会危害性，而犯罪构成的社会危害性是体现在每个构成要件之中的。
　　笔者认为，在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里，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的标准，犯罪构成四要件是犯罪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只要符合犯罪构成四要件，就可成立犯罪。
　　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完全可以在四要件以内说明正当防卫等正当行为不能成立犯罪。这可以以社会危害性为视角从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和犯罪主观要件三方面说明。
　　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认为，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或法益）。社会关系（或法益）的范围非常广泛，能成为犯罪客体的社会关系（或法益）必须是刑法保护的那部分社会关系（或法益），一般指比较重大的那部分。判断犯罪客体是否存在，实际上是判断刑法所保护的那部分社会关系（或法益）是否被危害行为侵害了。如果存在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或法益）被侵害了，说明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反之，如果无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或法益）被侵害，就说明这行为无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这两个法定正当行为里，刑法明文规定在出现不法侵害或紧迫的情况下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实行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这是合法行为，不认为是犯罪。这就表明在正当防卫情况下，国家对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权利在一定范围内暂时不予刑法保护，允许人们对其实施一定的损害行为。在这一情况下，正当防卫人损害不法侵害人人身等方面的行为没有侵害到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或法益），因此，不具备犯罪客体。行为缺乏了犯罪客体自然无犯罪社会危害性，当然也就不构成犯罪。
　　在紧急避险的情况下，为了保护比较大的利益，国家对被损害的比较小利益在一定范围内暂时不予刑法保护（但不排除民法等其他法律的保护——笔者注）允许人们对其实施一定的损害行为。在这一情况下，紧急避险行为同样没有侵害到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或法益），因此，也不具备犯罪客体，不具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从而不构成犯罪。
　　对于其他非法定正当行为，也可如前述一样，在犯罪客体内阐明其无罪的理由。
　　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是形式与实质的统一，社会危害性是其实质属性，它体现于每一个要件之中。犯罪客观要件同样体现了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在犯罪客观要件中同样也可以阐释清楚正当防卫等正当行为是不成立犯罪的。
　　危害行为是一切犯罪在客观要件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认为，危害行为是指客观上危害社会并为刑法所禁止的行为。这一概念表明危害行为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形式性，即它是一种客观上的行为，二是实质性，即它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行为属于合法行为，并没有社会危害性。因此，它们不是危害行为，从而否定其犯罪的成立。从危害结果看，在正当行为情况下，由于没有出现刑法所保护的客体受损害的结果，因此，正当行为没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成立犯罪。
　　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认为，犯罪主观要件体现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而社会危害性是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的统一。因此，在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中，犯罪主观要件体现了社会危害性中主观恶性的一面。正当防卫等正当行为也完全可以在犯罪主观要件中阐明其不成立犯罪。
　　我国刑法典关于犯罪的故意和犯罪的过失的概念分别规定在第14条和第15条。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从刑法条文看，我国犯罪的故意和犯罪的过失均包含了心理事实和实质评价两方面的内容。犯罪的故意由心理事实和危害性认识（即违法性认识）两部分构成。心理事实仅指具有一般的事实认识和一般性心理意志，没有带有价值评价。例如，在故意杀人案中，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杀人，并希望被杀的人死亡，这是其心理事实，但是，行为人是否认识到自己是非法杀人，是否认识到这种杀人行为是危害社会的，这属于价值的评价因素。危害性认识（即违法性认识）是以心理事实为基础的一个价值评价因素。在一个人的故意中，如果其仅具心理事实而无危害性认识，就不能成立犯罪的故意。
　　犯罪的过失也由心理事实和价值评价因素两部分构成。心理事实是指应预见结果发生因疏忽大意而未预见，或者已经预见结果会发生而轻信能避免，其价值评价因素则是危害社会（违法）可能性意识、注意义务。
　　犯罪的故意和犯罪的过失均包含有心理事实和价值评价因素两部分，缺一即不具有主观恶性，因而不构成犯罪。在正当防卫中，防卫人在必要限度里杀死不法侵害人，这时，防卫人具有杀人的故意，即故意杀人的心理事实，但是，由于他是在为了使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的正当目的支配下去实施的，防卫人不具有故意危害社会的心态（即无违法性认识），缺乏犯罪故意中的价值评价因素，因此，当防卫人在正当防卫限度内防卫杀人的故意不是犯罪故意。既然在正当防卫限度内的防卫杀人无犯罪故意，就缺乏了犯罪主观要件，从而不成立犯罪。
　　同理，紧急避险等正当行为在主观方面也是缺乏犯罪故意或犯罪过失的价值因素的。它们均缺乏犯罪主观要件，因此，这些行为均不能成立犯罪。
综上所述，正当行为不构成犯罪是可以在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内得到科学说明的，四要件犯罪构成并不存在形式与实质的矛盾。
　　三、正当行为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中的缺失
　　正当防卫等正当行为均可在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中阐明其不能成立犯罪。我们是否有必要像德日犯罪三阶层论一样，将正当行为作为违法阻却事由纳入犯罪构成体系中呢？主张“刑法学知识去苏俄化”的学者猛烈地批判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他提出对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推倒重来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正当行为在犯罪构成体系中没有体系性地位。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德日犯罪三阶层体系是一种次递推进的体系，构成要件该当性具有推定功能，只要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原则上就推定行为构成犯罪，构成要件该当性是违法的类型，也是有责的责型，在这种理论体系里，正当行为是不得不纳入犯罪成立体系中的，因为正当行为是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行为，在构成要件该当性这一阶层已被推定有罪，所以，正当行为不得不放在违法性要件中作为违法阻却事由，作为一个消极构成要件，以便在此证明自身无罪的清白。在这一体系里，它将正当行为视为符合犯罪的指导形象的行为。这种行为根本不是犯罪，而它在构成要件该当性中却原则上被推定为犯罪，这是违反人的基本认识的，因此，德日犯罪三阶层论体系的科学性本身就有待于进一步论证。
　　笔者认为，在社会危害性视角下，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可以在四要件体系内阐明正当行为是不成立犯罪的。但是，在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下，由于正当行为属于排除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行为，它与四要件犯罪构成具有结构性的排斥关系，因此，正当行为没有必要纳入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之内，而应当在犯罪构成之外，作为独立的部分专门研究。具体理由是：
　　（1）“犯罪构成理论是为某一行为构成犯罪提供的法律标准，因而其功能应当由积极要件来完成。”⑧这一观点是主张“刑法学知识去苏俄化”的学者在以前的论著中提出的，我非常赞同这一观点。“犯罪构成积极要件本身又具有过滤功能，对于不具备这一要件的行为自然排除在犯罪构成之外” ⑨，正当行为是排除犯罪的消极要件，因而不宜纳入犯罪构成体系中。
　　（2）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的每个要件均不存在单独推定犯罪的功能，这一体系无需消极要件阻却犯罪。在德日犯罪三阶层体系中，构成要件该当性原则上具有推定犯罪的功能，而正当行为具备了构成要件该当性，具备了犯罪原形，因而不得在违法性中作为违法阻却事由出现。而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与与德日犯罪三阶层体系在构造上是不同的。在四要件体系中，每一要件均需具备才可成立犯罪。若单独来看，每一要件均不具有推定犯罪的功能，不具备犯罪的原型。在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里，正当行为均可在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和犯罪主观要件里说明其不成立犯罪，因此，正当行为无需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占有一个体系性位置，也可说明自身无罪的清白。
　　（3）将正当行为独立于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外可使刑法理论的划分更具科学性。笔者认为，刑法学犯罪论中能用犯罪构成理论分析的内容较多，但是，并非能用犯罪构成理论分析的内容均需纳入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中去，否则，犯罪预备、中止、未遂、共同犯罪、正当行为、罪数形态等内容均需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占有体系性的位置。因此，从刑法理论划分科学性角度考虑，正当行为应与故意犯罪形态、共同犯罪和罪数形态一样置身于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之外。
　　四、结论
　　犯罪的概念具有复杂性、一定模糊性、主观性和政策性，这注定构成犯罪的一些要素不一定非常明确。苏俄刑法学和我国现代刑法学是以社会危害性为根基而构建的刑法知识体系，因社会危害性具有一定模糊性和可变性，而受到一些学者批判，其实，德日刑法理论中的法益、法秩序、期待可能性、社会相当性、可罚违法性理论等重要范畴也均有模糊性和可变性，其相关内容也与社会危害性相当。我国以社会危害性为根基建立的刑法知识体系具有内在逻辑性，这一理论体系不必推倒重来，但需要不断地完善。
在社会危害性的视角下，我们可以科学地阐释正当行为的无罪性，也可以科学地说明正当行为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中结构性缺失的合理性。德日犯罪三阶层论之所以将正当行为纳入违法性阶层作为违法阻却事由，是因为这一理论内在结构的要求。四要件犯罪构成和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各自的理论体系是有较大区别的，不能因为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将正当行为纳入犯罪成立体系中了，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也必须将正当行为镶钳到其体系中。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未将正当行为纳入犯罪构成体系中，这不应成为全盘否定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重要理由，恰恰相反，它体现了以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为核心理论的中国现代刑法学体系具有内在的科学性。

（作者简介：欧锦雄，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广西民族大学刑法学硕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

注释：
辽宁省沈阳市人大常委会


沈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2009年6月30日沈阳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09年7月31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国务院《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适用本条例。

　　故宫、福陵和昭陵以及其他地上不可移动文物和地下文物的保护和管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区、县(市)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市规划行政部门负责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规划管理工作。

　　市文物行政部门负责文物保护工作，参与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管理工作。

　　房产、建设、公安、财政、旅游、宗教事务、民政、市容、园林等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相关管理工作。

　　第四条 沈阳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应当坚持统筹规划、科学管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的原则，维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第五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纳入本级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六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捐赠、资助、提供技术服务或者提出建议等方式参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义务，并有权劝阻、检举和控告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行为。

　　第八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对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保护规划

　　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法组织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法组织编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

　　第十条 市规划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市文物行政部门，根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要求，组织编制专项保护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施行。

　　专项保护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保护范围，保护原则，需要保护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保持传统风貌的建筑高度、体量、色彩等控制指标，土地使用功能，人口密度，市政基础设施的改善，不同建筑的分类保护和整治措施，保证保护规划实施的具体措施以及其他应当纳入专项保护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内容。

　　第十一条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在报经省人民政府审批前，应当经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交由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在上报审批前，应当经所在地的区、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交由区、县（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第十二条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经批准公布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确需修改的，应当按照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程序执行。

　　第三章 保护内容

　　第十三条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主要内容包括：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第十四条 本市历史城区是指至建国初期形成的城区。主要包括明清时期形成的盛京城、民国时期形成的满铁附属地和商埠地等。

　　盛京城保护范围是清时期沈阳城外城（八关）以内的区域，位于惠工街、联合路、东边城街、南关路、青年大街以内。

　　满铁附属地保护范围是满铁附属地发展的核心区，东至和平大街，西至长大铁路，南至南五马路，北至北七马路。

　　商埠地保护范围是北至哈尔滨路、东至北京街和青年大街、南至南运河、西至和平大街和北七马路。

　　第十五条 历史文化街区包括方城、慈恩寺、沈阳站-中山路-中山广场、铁西工人村等。

　　方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是西顺城街、北顺城路、东顺城街、南顺城路以内的区域。

　　慈恩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是南至富教巷和般若寺巷、北至龙凤寺巷、东至大佛寺巷和慈恩寺东巷、西至大南街。

　　沈阳站－中山路－中山广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是西至长大铁路、东至和平大街、中山路沿线南北各一个街区以及沈阳站、中山广场周边地区。

　　铁西工人村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是东至肇工街、南至南十一西路、西至重工街、北至南十西路。

　　第十六条 历史建筑是指具有一定历史意义和保护价值，能够反映沈阳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和构筑物。

　　历史建筑的认定标准和程序，由市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

　　第四章 保护措施

　　第十七条 体现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建筑物、构筑物等人文景观，未纳入保护规划的，由市规划行政部门会同市文物、房产等有关行政部门进行勘查。符合保护条件的，依法实施规划控制。

　　第十八条 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范围内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违反保护规划进行拆除或者建设；

　　(二)改变保护规划确定的土地使用功能；

　　(三)突破建筑高度、容积率等控制指标，违反建筑体量、色彩等要求；

　　(四)其他不符合保护规划的行为。

　　第十九条 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村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确定的建设控制要求。对不符合保护规划确定的建设控制要求的建设项目，发展改革行政部门不得立项，规划行政部门不得批准规划，建设行政部门不得批准开工。

　　第二十条　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范围内经批准建成的不符合保护规划要求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保护规划的要求逐步改造、迁建或者拆除。

　　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范围内违法建设的并不符合保护规划要求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规划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依法拆除或者责令改造。

　　第二十一条　市规划行政部门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范围内的建设项目进行规划审批时，应当对建设项目进行有关历史文化名城风貌影响的评估。未经评估，或者未通过评估的，不得进行审批。

　　第二十二条　在历史文化街区内进行建设，必须遵守保护规划和下列规定：

　　（一）符合保护规划确定保护的院落、街巷胡同的布局、格局和风貌要求；

　　（二）按照沈阳的地理、气候特点和园林景观要求，采取科学的绿化方式，配植绿化植物；

　　（三）在非建设地带，不得进行除绿化、道路及市政管线铺设之外的建设活动；

　　（四）按照有关保护要求和技术规范，配置和完善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市政基础设施。

　　第二十三条 历史建筑不得违法拆除、改建、扩建。

　　依法拆除的国有历史建筑中具有收藏价值的壁画、雕塑、建筑构件等，由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文物收藏单位收藏。

　　第二十四条　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应当按照保护规划和修缮标准的要求，负责历史建筑的维护和修缮。

　　所有权人和管理人、使用人对维护、修缮义务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对于所有权人和管理人、使用人确不具备维护、修缮能力的历史建筑，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进行保护。

　　第二十五条　在对历史建筑进行维护和修缮前，应当经文物行政部门会同规划行政部门批准，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六条　市规划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市文物行政部门对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和重要历史遗址等设置保护标志或者纪念标志。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移动、涂改或者损毁保护标志和纪念标志。

　　第二十七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对著名村镇的历史文化进行挖掘和整理，符合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条件的，应当依法申报。

　　石佛寺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体现沈阳工业历史文化内涵的遗产应当予以保护。

　　市和铁西、大东等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加强对工业历史文化遗产的普查、认定、记录和研究，通过设立博物馆、纪念馆等方式，做好工业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第二十九条 体现沈阳历史文化内涵的历史地名应当予以保留；确需更改或者取消的，地名行政部门应当征求文物行政部门的意见。

　　第三十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本地的故事传说、地方戏曲、传统工艺、民间手艺、饮食文化、民风民俗等文化遗产,进行搜集、整理、研究、保护和开发利用。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对民间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挖掘、整理，开设博物馆、纪念馆和陈列馆，举办各类展示和演艺活动；支持教育、研究机构培养专业人才以及名老艺人传徒授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调整保护规划的；

　　（二）擅自批准拆除、改建、扩建、迁移历史建筑的；

　　（三）未按照保护规划要求审批建设项目的；

　　（四）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批准维护和修缮历史建筑，造成历史风貌破坏的，由市规划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市规划行政部门可以指定有能力的单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损坏或者擅自迁移、拆除历史建筑的，由市规划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市规划行政部门可以指定有能力的单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在历史文化街区内新建、扩建、改建各类违反保护规划要求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造成历史文化街区的传统风貌或者地方民族特色破坏的，由市规划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市规划行政部门可以指定有能力的单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设置、移动、涂改或者损毁各类保护标志和纪念标志的，由市规划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9年9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