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一人有限公司/何志远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7 13:25:22 浏览:9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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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一人有限公司
何志远
澳门大学中葡翻译学士、中文法学士、葡文法律硕士研究生
一．绪论
一九九六年尾，葡萄牙透过十二月三十一日第257/96号法令引入了新的公司形式：一人有限公司〔1〕,该公司的特征是由单一股东组成，而公司所负的责任仅以用于企业活动的财产为限。在澳门方面，一人有限公司由八月三日第40/99/M号法令(核准《澳门商法典》)设立，该法令的理由陈述指出：“现允许设立一人有限公司或使该类公司得以按规定续存，并为该类公司设定一法律框架以避免公司的财产与单一股东的财产混淆，从而作为限制商人责任的有效方式〔2〕…”
然而，数十年来，葡萄牙法律一直认为一人组成的公司是不可思议的，甚至从公司的性质来看，可以视之为特殊且矛盾的制度。因为公司必然是由数人组成〔3〕，即使从目前的商事法律及学说的角度来看，对于各股东的出资集中于一名股东之手中的现象，在今天依然被视为契约原则的例外情况。
总言之，一人有限公司的课题引起了广泛且深入的讨论，本文拟介绍设立一人有限公司制度的基本情况，特别是葡萄牙在这方面的经验，以及介绍澳门公司法律对一人有限公司所采取的政策，并在葡萄牙公司法现存的若干基本原则的角度下，审视及思考一人有限公司的沿革。因此，本文将着重分析葡萄牙及澳门现行的一人有限公司制度，以冀为该制度的研究带出新思维。
二．一人公司的认受性
对于是否接纳一人公司，一直在学说及学理上争论不休，因为在恪守契约原则作为产生合营组织（不论是否指公司）的基本规律的时代来看，一人性的特征绝对与合营组织及社团的概念不协调，合营组织的最根本元素是组织成员的多数性或组织的集体性。葡萄牙商法专家A. Ferrer Correia强调合营组织是由二人或二人以上透过合同建立的法律关系，不存在一种少于两个法律主体的法律关系，申言之，按照悠来已久的主流标准，合营组织(公司)必须是由双方或多方的法律上行为(acto negocial bilateral ou plurateral)产生。因此，合营组织(公司)由多人组成已成为法律上的规定（见《葡萄牙民法典》（第九百八十条）、《葡萄牙公司法典》〔4〕第七条第二款第一部份：“公司合同缔约方的人数下限必须是二人。”）而澳门《民法典》（八月三日第39/99/M号法令核准）则没有将合营组织视为合同来规范〔5〕，仅将之视为法人来规范，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合营组织为以人为基础之法人，其成员有义务提供财产或劳务，以共同从事某种非以单纯收益为内容之经济活动，谋求达到分配从该活动所获得之利润之目标或积聚资金。（下横线由本人加上）”一人有限公司在法律上的不可能性的定论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末为止，当时曾涌现出新的看法：“纯粹透过逻辑推理而尝试解决问题是不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正确做法是应从整体利益考量，探究当中所牵涉的利益及受损的利益，按照正确运用法律的标准，以寻找出一个较为平衡及公平的解决方案〔6〕。”肯定的是，公司在法律上不可能由一名股东组成，然而，我们不能忽视事实上存在的一人公司，当中反映了若干值得重视的利益。
随着以个人名义在“重要的贸易中〔7〕”经营工商业的模式日渐退色，以法律确立一人公司的机制的意愿与日俱增。按市场的技术及资金要求将企业的规模定位，以及在营运上的风险，这无疑为企业主的个人财富带来不稳定因素。面对此情况，设备及资金等规模较小的中小型企业主纷纷设立傀儡公司或具有挂名股东的公司〔8〕，目的是将其责任限定在最初投入的资本，换句话说，避免将个人及家庭财产与业务上的债务责任有挂钩。事实上，个人主义已成为资本主义在推动经济发展的步伐中的强大力量，因此，要求设立由一人组成的公司的呼声日趋强烈。
另一方面，一人公司成为社会及经济发展演变的产物，并代表着出公司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自一九二五年起，列支敦士登率先承认一人公司以来，世界上已有很多国家（如德国、法国、日本等）相继承认一人公司。
三． 葡萄牙在立法上对一人有限公司的处理
三(一)葡萄牙设立一人有限公司制度的演变
葡萄牙透过法律设立一人有限公司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学说界对于是否接纳一人公司一直争论不休，从葡萄牙法律现况来看，一人公司已今非昔比，在契约主义角度下，过去只接纳嗣后设立的一人公司，嗣后设立的一人公司是指，由复数股东组成的公司成立后，因种种原因导致公司的全部出资额集中于一名股东之手中，随后葡萄牙学说界对一人公司的前景进行讨论，要么消灭该类公司，要么对之进行规范。在历史角度下，葡萄牙法律制度向来明确拒绝单一股东的法律现象，一八六七年《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条所定的合营组织的概念进一步表明了这种取向，该条规定合营组织必须是一个由两人或两人以上联合组成的组织体，因为按照Manuel de Alarcão的主张：“一人不能同时成为债权人及债务人，权利主体及义务主体，如果在同一人身上存在着法律关系中两个对立的主体的身份，那么该法律关系在逻辑上必然要予以消灭，因此，若股东数目的复数状况不存在，除了合同及公司应予以撤消外，因公司合同而衍生的所有关系亦须予以消灭〔9〕。”
自四十年代中后期起，葡萄牙学说界及司法见解出现了变化，考虑到保存企业的公共利益优于股东的私人债权人在解散公司中所具有的个人利益，因此，如果未超过重设多名股东的期限或未声请以司法裁判解散公司，则公司独剩一名股东并不构成直接或自动解散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的原因，然而，该名股东在各股东出资额集中于其一人之手的期间内，须以补充方式对公司所承担的债务负责〔10〕。因此，采纳了延后进行法院命令解散的制度，这可令公司在重组的希望下(spes refectionis)续存，尽管如此，虽然自始设立的一人公司仍继续被否定，但是，复数股东仅被视为设立公司的要件，而并非是公司运作的要件。
随着公司运作的蓬勃发展，不能自始设立一人公司日渐遭受批评，因为大量地出现了其公司资本由另一家公司认受的公司。另一方面，因应经济需要、目前的社会实况，自然地有急切需要限制个人企业的责任，面对这种趋势，葡萄牙立法者最终设立了有限责任个体机构〔11〕 (Estabelecimento Individual da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以便限制企业主的责任。成为一人公司以外的另类选择的有限责任个体机构，实际上是指作特别用途且不享有独立法律人格的独立财产，因此，这种制度效用有限。企业主为了限制其责任，一向采用“挂名股东”的公司，实际上是设立了真正的一人公司。有限责任个体机构因效用有限在葡萄牙不受欢迎，是一种无用的工具，随后更被个体商人??弃，按照全国法人登记处的资料，直至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一日，设立有限责任个体机构的数字一直在下降，一九九六年有四百一十九家， 一九九七年下跌至二百二十六家，一九九八年有八十二家，一九九九年有二十三家，二零零零年则有五十六家有限责任个体机构。
三(二)葡萄牙一人有限公司制度的特征
虽然共同体指令〔12〕发出已有约十年的时间，但是，葡萄牙决定在法律体系内引入一人有限公司制度(透过十二月三十一日第257/96号法令第二条在《公司法典》加上第二百七十-A 条及续后数条〔13〕)。透过是次立法改革，葡萄牙政府不单遵守委员会第十二号指令(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89/667/CEE号)，而且为欧盟的商业惯例订立制度〔14〕。因此，现存两种限制个人企业主责任的方法〔15〕，因为有限责任个体机构制度未被废止，但另一方面，并未为保护已设立及正常运作的有限责任个体机构制定任何特别的过度规定，这仿佛要消灭这种制度：在未考虑两种限制责任的工具同时存在的前提下，Catarina Serra 主张有限责任个体机构是保护第三人或有限责任个体机构的所有人的既得权利或期盼的方案〔16〕。事实上，委员会第十二号指令不排除成员国可放弃选择一人有限公司以限制个人企业主的责任，见第十二号指令第七条：“如成员国的内部法律规定个人企业主可以设立有限责任的、且具有用作特定活动的财产的公司，只要该类公司所订的保障相当于本指令以及其它适用于第一条所指公司的共同体其它规定所设定的保障，则成员国可决定不设立一人公司。”因此，第十二号指令终于认同两种达致限制个体商人企业责任的目的之方法具有同等的正当性，并规定了企业的独立财产要与利害关系主体个人财产的范围作区分。然而，对于那些坚拒违反创设公司所遁遵的契约原则的成员国，每当他们在接受公司单一股东性原则存有理论、学理或法律政策上的疑虑时，第十二号指令有意向该等成员国提供另外的选择途径。
第十二号指令在立法上带来较具启示性的新意在于，赋予自然人(或法人)以单方法律行为设立公司的法律权能，在公司成立时无需其它人加入。如果了解从不接纳一人公司到规范嗣后设立的一人公司的历程，以及从予以解散的嗣后设立的一人公司到因重设复数股东而得以续存的具有法律人格的嗣后一人公司的历程，我们可以认为吸纳共同体法并未带来重大惊喜。
一人有限公司的设立必须解决学说上的问题，因为按照《民法典》第九百八十条的法律定义，合营组织是以复数当事人为前提。葡萄牙法律秩序只接纳在股份有限公司出现的始创单一股东，该股份有限公司的单一股东可以是另一家公司或国家，因此，一人有限公司是复数股东公司规则的例外。
现扼要介绍一人有限公司制度的基本内容。
一人公司的设立并没有改变关于法定公司形式的法律制度，仅是增设一种新的类型〔17〕，股东所负的责任为有限责任，单一股东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但是，自然人只可是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而一人有限公司不能成为另一家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
一人公司的商业名称为“一人公司”，以葡文书写时则须在 “Lda” 或 “Limitada” 前加上 “Unipessoal”。 一人有限公司不单可以是自始设立，而且亦接纳因公司全部出资额集中于一名股东而产生的一人公司，这种情况须订立关于股转让的公证书。另一方面，任何时候均允许有限责任个体机构转为一人公司。此外，对有意转为一人有限公司的有限公司还给予手续费的优惠。
一人有限公司还候补适用有限公司的规定，但以复数股东为对象的规定必定不适用于一人有限公司。因此，在一人有限公司中，由股东行使股东大会的权力，例如委任经理等；只有公司财产才对公司债务的债权人负责。
为了避免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混淆，就股东与公司之间订立的合同制定了规则。因此，股东与公司订立的法律行为应是遵从公司所营事业，订立有关法律行为的许可应以公证书为之。该等法律行为应遵守法定的形式，任何情况下应以书面为之，因为该等法律行为须与管理报告及提交帐目的文件一并公开，并须于公司住所内供利害关系人查阅，如不遵守以上规定，导致订立的法律行为变为无效及股东须负上无限责任。
一人有限公司的设立除了进一步配合欧盟的规定外，还成为参与经济活动的企业主的一种工具，因为他们无须再设立傀儡公司，当中配偶、朋友、职员等成为公司股东，他们之所以成为股东是因为法律要求公司至少有两名股东。
基此，现将一人有限公司的特点〔18〕归纳如下：
1) 只有有限公司方可自始设立单一股东的公司，可自创设行为一刻起成立一人有限公司或随后因公司全部出资额集中于一名股东之手而成立一人有限公司，申言之，没有区分自始创设仰或嗣后设立的一人有限公司；一人公司的商业名称为“一人公司”，以葡文书写时则须在 “Lda” 或 “Limitada” 前加上 “Unipessoal”。当公司变成具有复数股东的公司时，应相应删除“一人公司”这一商业名称的表述；
WTO与中国司法审判研究新动向
——“WTO与司法机构”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综述
于明
2000年6月26－30日，由国家法官学院主办的中国—加拿大高级法官培训项目第五次联合研讨会及“WTO与司法机构”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研讨会得到中国和加拿大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国家法官学院院长曹建明教授、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中加合作项目中方项目主任王世民、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方光成，加拿大驻华大使贝祥、参赞诺恒立、中加合作项目加方项目执行机构主任海伦·杜蒙教授到会致词并做重要讲话。郑成思、赵维田、郭寿康教授，高级法官孙南申、陶凯元等十几位国内专家和学者以及十几位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麦吉尔大学的教授和安大略省的大法官、律师在研讨会上发言，德国和欧盟也派代表出席了研讨会。国家法官学院的其他领导、骨干教师和来自全国各地法院的百余名资深法官参加了研讨会。与会的中外专家和法官就“WTO与司法机构”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广泛的交流。
一、WTO的建立与完善
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要追溯于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成立之时，该协定脱胎于未获批准的国际贸易组织协定（ITO），即1943年布里斯敦国际金融会议通过的三个文件之一：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建立世界银行协定、国际贸易组织协定(ITO)。前两个文件即时生效，而ITO由于美国政府的反对，几经坎坷，于1947年10月，在日内瓦会议上将其中第四章“贸易政策”抽出来，单独形成一个非经各国立法机关审批的政府间的临时性行政协议——GATT。它为WTO奠定了两个基本方向：1?满足了各国降低和消除货物关税以及1994年后服务贸易壁垒的要求；2?创设了义务性的规定，阻止或消除在货物和服务贸易中的其他形式的障碍或壁垒（非关税壁垒）。从1948年至1994年，在GATT的主持下，共进行了8个回合的谈判，目的在于根据上述两点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体制。早期的谈判仅关注关税问题，自1968年的《反倾销法案》后，非关税问题涌现出来，从1979年开始由六个《东京回合守则》加以扩展。1994年的第15轮谈判，即乌拉圭谈判达成了《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议》，正式创立了WTO。在这一时期，WTO的基本要件和法律得以确立，这其中包括了WTO最重要的原则和协议，为今天的国际贸易提供了法律基础。加拿大多吉尔大学阿曼德·迈斯德拉尔教授、欧盟代表弗兰兹·贾森、人民大学郭寿康教授、对外贸易大学白树强教授等在发言中进一步指出，WTO即法制经济，中国加入WTO对其经济的影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入世带来的经济冲击不会一夜间到来，入世对中国直接产生影响的将是法律的重新构建。
二、WTO规则在法院审判中的适用
阿曼德·迈斯德拉尔教授在介绍加拿大法院适用法律方面的情况时说，加拿大法院时常会受理有关执行GATT规则的案件，但是，在加拿大，国际条约不是自动生效，必须转化为国内法才能适用；当一部法律与GATT之间有冲突时，国内法优先；加拿大最高法院最近认为，法院应当研究国际条约以便确定本国履行国际义务时有所帮助，而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有几次加拿大事实上已经违背了GATT的义务，原因就是法院错误地适用了GATT规则，而没有适用本国法。德国律师葛毅在发言中指出，关于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关系，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都有类似的讨论，各种观点往往是针锋相对的，主流的观点是，国际法和国内法是相对独立的，国际法准则如要在某国发生效力则必须将其融入到国内法；融入的方法有两种，一是个案（具体）的方法，即要在某国生效的国际法准则，应当分别融入到该国国内法的体系中去，这种方法最能为各国接受，但是这种方法在融合国际惯例方面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各国为不断变化的国际惯例单独立法似乎又不太可能；二是一般的方法，即国际法规范无须更多的立法即可成为国内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直接适用），这种方法很适合于融合国际惯例，却很难融合国际条约；总之，任何形式的国际法要成为可适用的国内法，宪法通常是这种融合的媒体。国家法官学院教师刘汉富博士在发言中认为，中国加入WTO，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利益，就适用法律而言，几乎所有WTO成员都坚持WTO规则在法院不具有直接适用力，这是“国际惯例”，加拿大等国的专家学者在发言中也印证了这一点，这与我国主流观点和司法实践的做法不同，他认为WTO规则在中国法院不能直接适用的理由有：1?国家主权问题；2?国内法院直接适用WTO规则的困难；3?GATT/WTO是政治性条约，是各方利益妥协的产物，在不明其背景的条件下不宜直接适用；4?WTO有一套争端解决机制，国内法院管辖属程序不当；他强调对WTO在国内法院不能直接适用，立法机关应当进行立法控制，这不仅仅是通过全国人大的批准程序将WTO规则转化为国内法的程序问题，而是实质性的立法问题。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曾令良教授在发言中认为，中国加入WTO是我国法制建设的第四次革命，从国际法理论上看，执行国际条约应遵守两个原则：一是条约必须遵守原则；二是不干涉内政原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孙南申在发言中说，由于中国尚未入世，目前没有直接适用WTO规则的案例，中国入世后，中国法院必须恪守WTO规则，按WTO规则办案；但是WTO规则的适用有其复杂性，他认为中国法院按现有的审判模式，对WTO规则不会大量直接适用，对法律适用问题应做出专门规定或司法解释以指导对WTO规则的适用，在涉外个案处理上应采取对等原则。
三、TRIPS与司法审判
关于TRIPS的要求与中国有关立法的差距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郑成思教授认为，我国入世谈判的障碍不在知识产权，而在服务贸易，但是，入世后还有一些知识产权问题需要解决，WTO在争端解决机制、最惠国待遇、保护范围及执法程序等方面均超出TRIPS的规定，而TRIPS的规定从反面体现出我国民法的不规范性，民法的某些规定并不适用于知识产权，如关于“即发侵权”的认定，民法通则关于构成侵权的四个要件中的“实际损害”，就不能适用于即发侵权的情况，知识产权作为“财产”受到的保护，与有形物作为财产受到的保护是完全不同的；不能以“赔偿责任”代替侵权责任的全部，有的被侵权人可能只诉求侵权人停止生产、查封生产线及销毁侵权物就够了；还有的被侵权人在诉讼中往往将“物上请求权‘（认定权利归属、停止侵权等）与”债权请求权“（即损害赔偿）一并提出，如果司法者在处理案件时仅将精力放在”债权请求“上就不可能真正制止侵权的发生。北京市高级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陈锦川则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基本上达到了TRIPS的要求，主要差距是对国内行政决定能否进行司法审查以及TRIPS所要求的简洁救济程序方面。加拿大律师柯沃克介绍说，加拿大和英国的情况基本相同，国内知识产权立法优于TRIPS协议，美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TRIPS是国内司法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蒋志培在讨论中做了重要发言，他指出，中国知识产权界对TRIPS的检讨，应立足于达到TRIPS的最底保护标准，这是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要求，TRIPS的“补偿原则”在司法审判中已经得到广泛采用；要充分发挥现有的法律体制，不必为知识产权保护另立一套法律机制，比如，TRIPS中有关司法当局执法的“禁令”的规定，这是美国人的做法，中国没有必要同美国一样也叫“禁令”才算有了禁令性的法律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足以解决“禁令”涉及的法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历来主张利用中国现有的法律进行知识产权审判，不要否定现行的立法；要正确概括和理解现行立法与TRIPS的关系，责任问题，如民事责任问题、归则原则问题，还有，知识产权的请求权类似于物权上的请求权，不以过错为前提等。
四、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司法审判
服务作为“第三产业”，到本世纪70年代才被人们独立分列成为单独的部门，而且，在美国及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发展十分迅速，到90年代，服务业已经占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的50—60％，美国则达到70％以上，而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也已占到25—30％的份额。服务是一个内容十分庞杂的概念，很难对其下一个抽象的定义，据美国统计，服务的门类达150个。我国国家统计局将其列为“第三产业”计24个门类。诸如，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电讯服务、建筑服务、旅游业等等。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理查德·詹达在介绍中国入世谈判中的情况时说，或许中国加入WTO谈判中最引人注目的突破是中国对电讯和金融服务实质性自由化承诺的接受。然而中国在服务贸易方面的立法还很不完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介绍了我国在服务贸易方面的立法情况：1982年宪法第18条规定，中国允许外国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按照中国法律在中国投资，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1979年的中外合资企业法对“三资”企业在中国的设立和经营做了具体的规定；1994年的对外贸易法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基本法，该法在整体上符合了关贸总协定和当时即将形成与生效的WTO的宗旨和主要原则。此外中国还先后实施了一系列与服务贸易有关的法律，如海商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广告法、民用航空法、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等。中国有关服务贸易的立法现状表明，中国在这方面的立法数量还是极其有限的，除对外贸易法对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做了较为综合的规定外，其他立法多局限于对商业服务提供方式方面的规定。因此，加强对外贸易方面的立法是迎接挑战的当务之急。与司法审判问题有关的是，GATS并不要求各成员方同时建立司法、仲裁和行政三种审查机构来审查本国的贸易政策，因此从机构设置上，中国表面上已经具备了GATS所要求的审查机构条件，但是，具体到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有关管辖范围的规定上，司法和仲裁都难以依据这两个法律对GATS所指的“行政决定”进行有效管辖，因为GATS并未对行政决定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还是“针对具体服务贸易提供者”作出区分，将大量有关服务贸易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决定排除在法院管辖之外，这可能会成为GATS其他成员方提出异议的问题之一。另外，服务贸易案件的管辖权问题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商业的存在与自然的流动，可能使法院的内国司法权落空，这是各国司法都须注意的问题。
关于国际货物贸易及法院审理涉外交易纠纷案件中适用法律的有关问题，最高法院高级法官王王允和加拿大安大略省法官詹姆斯·法利分别介绍了本国情况。
五、WTO与司法审查
司法审查是WTO各项规则（协议）得以实施的最重要保障之一，没有司法审查允，WTO的很多规定将是空中楼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江必新认为，WTO的宗旨是实现国际贸易自由化，消除各国政府对贸易的壁垒，WTO规则的绝大部分内容是针对政府行为的，是以政府的管理活动为对象的，这些规则如果没有一个保障机制就无法保障各成员政府履行义务，司法审查和WTO争端解决机制（DSB）是国内外保证WTO得以实施的重要保障。根据WTO的要求，首先要建立一个独立于行政机关的审查机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1980年前《中外合作企业税法》就已经规定，外国经济组织可就政府纳税提起行政诉讼，而后，在全国普通法院中设立的行政审判庭行使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二是要建立一个客观、公正的司法审查程序。中国1989年颁布了行政诉讼法，国外评论认为是世界最好的司法审查程序法；三是必须给予当事人司法请求的权利。中国在权利的保护方面从制度安排上是非常周密的，国外这方面的保护一般尚处于对“权”的保护上，我们对“利”的保护已经超出国外的水平，在审理“不作为”问题上更是比外国做得好，达到了WTO的要求。当然，加入WTO，仍有必要完善我国相应的法律制度，这包括通过行政诉讼取消不适当的行政终局决定权；通过国内立法迅速解决WTO规则的适用问题，有人认为，WTO规则可以直接适用，有一定的法律根据，在行政诉讼司法程序上是可以优先适用WTO规则，但对行政实体法方面的直接适用有推敲的余地，应有所保留。中国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制度基本符合WTO的要求，没有必要做大的调整，有人认为，WTO要求司法当局发布“临时禁令”就要改变现有的立法体制，这个问题非同小可，我国的法律与美国的不同，不能简单的套用，司法当局也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司法机关，有的行政执法机关也可能是WTO所指的司法当局，WTO的基本原则不以改变一个国家的现有体制和现政为前提，关于这一点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认识。
六、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与司法审判
由GATT的第22、23条规定的解决贸易争端机制，经过近半个世纪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和所形成的习惯规则，逐渐形成了一整套颇具国际经济法特色的国际司法体制——WTO附件2《管理解决争端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社科院法学所赵维田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有人认为GATT的解决贸易争端机制是“没有牙的老虎”是不对的，从GATT处理的200余件案例来看，其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形成和解释的作用功不可没，而且，GATT的协议管辖也不是完全没有执行力的，说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对GATT的革命，是夸大其辞的；关于国际法的效力，通常制定规则只对制定法的国家具有约束力，而对习惯法国家则没有约束力，但是国际惯例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力；原国际法上有一个原则，既国家不被起诉，因此GATT的协议管辖是对这一原则的遵守，现在的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对GATT的反向适用，主权国家可以被起诉，应该说是国际法的一个进步；尽管如此，该争端解决机制仍有两个重要的缺陷：一是其裁决缺少透明度；二是其上诉机关没有驳回重审权；WTO争端解决机制只相当于一种国际贸易法院或法庭的性质，专家组成上诉机关只能依WTO所含各协议的规定裁决，而不象联合国国际法院那样，可以适用的法律非常广泛，甚至可以是国际法学家的学说；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绝非是可适用一般国际法或国内法的司法机构。加拿大安大略省詹姆斯·法利大法官发言说，WTO是政府的机制，个人并不参与其中，两个私人的争议是到不了WTO的争端解决机构（DSB）的，加拿大有这样一个案例：在加拿大的一个美国制药公司向法院起诉加拿大某药品公司，原告试图引用WTO的有关规定，加拿大法院认为不能适用WTO规则，因为加拿大法律完备，应适用加拿大法，因此原告败诉，但原告是美国的公司，该公司提请美国政府干预，使该案成为政府间的争议，到了DSB后才适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每个国家应自己作出努力来解决对WTO的实施问题，而不能指望WTO来解决全球的所有贸易问题。
七、WTO千年回合可能涉及到的问题
WTO之外将在新一轮多边谈判中涉及到的问题有：贸易与环境、贸易与竞争、贸易与劳工标准及电子商务等，上述问题在WTO中不完全是新问题，有的只是没有得到充分的系统化完善。国家工商总局的孔祥俊博士介绍了与WTO相关的贸易与竞争法和竞争政策的情况，近年来，特别是近2、3年来，竞争政策在WTO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竞争政策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的重要工具，随着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逐渐的不再成为突出的贸易障碍，私人的反竞争行为有取而代之的倾向，正在成为新的贸易壁垒，对于跨国的反竞争和反倾销等贸易措施，也需要从竞争政策的角度重新进行衡量。而作为国内法的竞争法，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国内法，竞争法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公共政策工具，近年来为保护其公民和经营者，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扩展其法律的管辖范围，全球化意味着更多的竞争案件具有国际成分；竞争执法的双边合作也在逐渐加强，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已签署和实施竞争执法合作协作，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已开始签定竞争执法的协议，如美国与巴西不久前就签定了此类协议。对反垄断案件的处理，应当采取行政执法与民事诉讼并举的方式，行政机关应当享有调查权和行政处罚权，有权代表受害的消费者提起民事诉讼；在垄断案件的司法审查上应当规定法院的专属管辖和较高的审级。多伦多律师阿姆斯特朗和人民大学的龙翼飞教授在发言中讨论了千年回合中关于劳工、社会保险方面的问题，劳工权利和国际贸易协定之间的联系存在着长期的争论，发达国家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反对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劳工标准是发展中国家在出口贸易上的“比较优势”，WTO的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国际流动劳动者享受所在国平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保障，解决劳动力跨国流动的保险服务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双边贸易协议的重要内容。目前，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已经向我国提出双边劳工待遇问题。加快社会保险制度的立法和改革，增加社会保险基金的投入和经营管理将是中国入世后亟待解决的问题。
八、WTO与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
加入WTO对中国的司法审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教授在发言中谈了自己的观点。首先，要进一步增强司法的独立性，司法独立是正常司法程序的体现，对人大负责，是对法律、对人民负责，而不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的负责，人大的监督应是抽象的、事后的、法律的监督，个案监督可能降低人大的地位、损害人大的权威；从程序上看，也无法为人大个案监督设计一个适宜的程序，司法公正要靠司法部门自己解决，关键是是否有公正的程序；关于行政解决纠纷，司法审查应是最终的裁决；司法部门不能事事成为配合政府的职能机构，对地方政府的摊派行为，法院不能去强制执行，“保驾护航“的提法值得商榷；司法独立不仅是法院的独立，法官的独立也应包括在内，领导把关现有存在的必要，但是从长远上看不合适，法官之上还有法官，何谈司法独立；审判委员会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在法官素质普遍提高的今天，审判委员会审判案件的职能值得推敲，当事人无法参加审判委员会陈述自己的意见，按公正程序的要求审判委员会也无法使公开、回避等制度得到实现，对案件处理结果的集体负责制更使错案追究制落空，长此以往，将恶性循环；要维护司法的权威性，法院的判决必须得到执行，一个案件反复审理，没有终局，严重的侵犯了司法的权威性，也严重的浪费了法院的审判资源；要改变司法权严重割裂的现象，应强调法院垂直领导的必要性，从根本上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提高法官的素质，进一步强化法官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的培训也应是当前法院改革的重要工作。
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国家法官学院院长曹建明教授在研讨会闭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曹建明院长认为，此次研讨会是在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的历史时刻召开的，与会中外专家学者深入而广泛地就世界贸易组织有关问题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中国司法审判的影响，进行了有前瞻性的交流和研讨，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意义深远。就目前中国的司法审判问题，曹建明院长强调指出，目前，我们至少需要考虑和研究如下问题：第一，关于WTO规则在法院的适用问题。中国加入WTO后，将按WTO规则办事，这是WTO成员方应尽的义务，在法律适用方面，入世对我国经济法制的影响体现为国内法院和行政机关如何确保WTO规则在国内得以实施，对中国的法院审判工作而言，需要研究的实质问题是WTO规则如何在法院适用以及哪些具体的实质问题是WTO规则可能会影响到法院的审判，要充分借鉴各国法院的经验，也要根据我国处理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的原则，同时，要根据WTO规则抓紧完善我国有关经济贸易方面的法律、法规。第二，关于建立和完善司法审查的法律制度。WTO要求各成员方在实施有关外经贸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判决和行政决定方面，为当事人提供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的机会，除了WTO反倾销协议规定了对进口方当局反倾销裁决提供司法审查、TRIPS协定中规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程序外，GATT第10条还规定，各成员方应在保留后尽快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裁判程序，以便对有关海关事项的行政行为迅速进行核查和纠正，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对司法审查已有规定，但还不完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的司法审查已成为十分重要而紧迫的课题。第三，关于透明度问题。透明度是WTO的又一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各成员方必须公布其有关外经贸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措施，从1991年开始，我国已经逐步做到了对外公布有关外经贸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措施，但是，应当注意到，WTO对司法裁决也有透明度的要求，例如，TRIPS要求各成员方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法律、条例、以及普遍适用的终审判决和终局行政裁决，都应具有透明度，实施和遵守透明度原则，有利于我国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第四，关于法律、法规适用的统一性问题。WTO各成员方应将外经贸法律法规制度统一适用于其关税领土内，问题在于如何建立公平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我们承诺在整个中国关税领土内统一实施对外贸易政策，对中国的法院而言，要注意解决一些通过地方立法、执法和司法表现出来的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现在一些地方通过法律并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的手段对外地产品（比如汽车）加以歧视（比如征收较高的税，或干脆不给上牌照），破坏了法律的统一性，中国加入WTO后，会有更多的我国企业、外国企业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如果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不解决，国民待遇原则就会遭到破坏，从而引发国家间的贸易争端，对此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应给予充分的认识，并在法院的审判中坚决抵制地方保护主义，确保国家法律、法规的统一适用。第五，关于培养熟悉国际法、熟悉WTO的法官问题。WTO内容十分庞杂，我国这方面的人才也十分紧缺，不仅我国外经贸部门、企业和单位亟需专门人才，而且，我们法院系统也亟需熟悉国际法、熟悉国际经济法和WTO的专门人才，我们要高度重视WTO人才的培养，真正拥有一支懂国际经济贸易，懂得WTO的法律人才队伍，这是中国改革的需要，也是21世纪法官队伍建设的需要。
(作者单位：国家法官学院)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
唐青林
我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 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本条所称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本条所称权利人，是指商业秘密的所有人和经商业秘密所有人许可的商业秘密使用人。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条规定，单位犯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２００４］１９号）第七条规定：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应当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应当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根据以上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主要有：
（1）犯罪主体：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单位和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备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
（2）主观方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般为故意。关于侵权人通过盗窃、利诱、胁迫等非法手段获取商业秘密时的主观心态表现为故意，这是不容置疑的，就不在此赘述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商业秘密构成要件问题的答复（1998）》权利人应当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保护其商业秘密，合理要求达到的程度是让职工或有业务关系的他人知道或应该知道该商业秘密的存在，以及应当履行保密义务。因此，通过合法的途径知悉企业商业秘密的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前提是侵权人明知应当保密，而故意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反之，若商业秘密权利人并没有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则侵权人可以以此抗辩，权利人也将因证据不足而败诉。
（3）客体：侵犯的必须是企业的商业秘密和公平竞争的社会经济秩序；
（4）客观方面：首先，客观上必须存在侵权行为，即实施了《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之一；其次，必须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根据有关司法解释，侵犯商业秘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2)致使权利人破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侵犯商业秘密罪中的“损失”的计算方法问题
我国刑法规定，侵权人实施了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并且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因此，正确计算权利人的损失数额，将成为确定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关键。
在考虑权利人的损失时，首先应当考察权利人可计算的财产、收入方面的实际损失。在考虑竞争优势的损失时，应考虑开发成本、现实的优势和未来的优势等。计算这些因素尽管不可能得出精确结果，但一般是可以估算出来的。
在总结市场经验的基础上，我国立法者对计算侵犯商业秘密罪中的损失问题制定了比较完整的法律法规。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规定，确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损害赔偿额，可以参照确定侵犯专利权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因侵权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的，应当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确定损害赔偿额。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根据其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可得利益、可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等因素确定。
《专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一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根据上述规定，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根据计算侵犯商业秘密罪中的损失：
1、商业秘密权利人因侵权行为遭受的实际损失。该损失既包括现实利益，也包括可得利益，即可预期的合理收益。主要考虑以下因素：商业秘密研制开发的成本、商业秘密的成熟程度、商业秘密的利用周期长短及其是否可以重复利用、商业秘密的使用和转让、市场的供求状况等。
2、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根据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计算经营者的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主要包括：侵权人利用该商业秘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直接经济收益；利用商业秘密作为无形资本与其他企业签订有关合同，从中的受益；侵权人把商业秘密转让或许可他人使用获得的转让费和许可使用费等。
3、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商业秘密正常情况下的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损失。
4、因侵权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的，应当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计算权利人的损失。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根据其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可得利益、可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等因素确定。
5、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商业秘密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一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6、不管以何种依据计算商业秘密权利人的损失，都应当加上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